第21届联邦议会选举已经尘埃落定，德国将很快从朔尔茨的“没有转折的时代”（Zeiten ohne Wende）进入默茨的“转折的时代”（Wende der Zeiten）”，重振国家经济，应对特朗普第二次上台后引发的大变局。德国的外交安全政策将被“重新塑造”（neuumgestalten），新政府对华政策也会随之调整。总体来看，德国对华政策的变化将受到多重因素的影响，但以四大因素为主： 

　　第一，国内政治生态和经济状况。首先，执政党（联盟党、社民党）特别是“总理党”（联盟党）对华的认知和政策倾向比较积极和务实。其次，衰退的经济和经济界、企业界的强烈诉求将推动德国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大选结果表明，德国社会撕裂严重，支持德国选择党的众多选民的诉求，应该而且必须得到新政府的政策回应。因此，黙茨领导的联邦政府若需要平衡朝野各方利益，重振经济，应对社会分裂，维持国际竞争力，则必须寻求扩大与中国的经济合作。 

　　第二，德美/欧美关系走向的不确定性。德美关系恶化，或许会倒逼德国寻求新的合作伙伴和领域，而中国则是它寻求合作的重要对象之一。德美之间关系的恶化可能推动德国的外交更加独立，并增强自主选择，在处理对华关系时减少美国的掣肘。此外，随着美国在全球事务中单边主义和孤立主义的膨胀，德国在考虑欧盟整体战略利益的同时，可能会加强与中国在全球治理、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人文交流和科技创新合作，亦会得到德方更多的重视，并成为推动中德合作的新动力。实现战略自主、深化中德关系，或许会成为新时期德国全球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德国也需要在美国的压力及与中国的合作之间找到平衡，特别是在政治领域，如何避免两者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可能成为德国外交的一个新议题。 

　　第三，美国特朗普强硬的对华“遏制战略”，不仅对中国造成巨大压力，也促使德国产生“战略自主”的紧迫感并推动对华战略的调整。经济层面上，特朗普政府采取加征关税、实施技术出口管制等手段，针对中国半导体、人工智能、自动化机械及智能制造等领域实施贸易封锁和技术制裁等方式对华施压，导致全球产业链发生剧烈变化，德国经济利益也受到显著冲击。安全与地缘政治层面上，特朗普政府把中国定义为“战略竞争对手”，强力打压，并要求包括德国在内的欧盟国家选边站队，对德国外交政策构成巨大压力。在此情况下，德国对华政策的调整方向可能是强化“战略自主”，但避免与美国全面对抗；继续深化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但增加供应链多元化；采取“去风险化”但不“脱钩”的政策；朔尔茨政府制定的“中国战略”文件中某些限制双方互相投资的内容可能被淡化甚至取消，还可能为重启《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谈判创造有利条件。 

　　第四，中国对欧和对德政策的回应与调整。双边关系是双方政策互动的结果，中国应抓住欧洲/德国战略调整的机遇期，及时做出积极回应。当前，中国正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我们的调整应以“稳定、互利、可持续”为目标，推动中欧和中德双方在关键领域深化合作；减少对抗与误解，避免单方面塑造议程；通过政策优化、市场开放、供应链稳定、人文交流拓展，确保中德关系行稳致远。 

　　总之，德国新政府对华政策将在内部和外部政治环境的多重影响下，呈现出更加务实、平衡且具有战略灵活性的调整态势；新政府在发展对华关系时，虽然仍以欧盟为主导，但同时坚持维护国家安全和产业竞争力，并紧紧抓住与中国深化经济合作、共同推动全球治理的机会。借用德国外交界人士的话来说，就是要对“中国采取积极、主动的利益外交政策”。 

　　作者简介：顾俊礼，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会长、研究员。 

　　（本文基于作者2025年3月5日在“德国大选之后的国际形势与中德关系”研讨会上的发言修改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