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12日，欧洲议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就欧盟《自然恢复法》进行投票并通过了该法案。  

　　乌克兰危机促使地缘政治重返欧洲议程中心  

　　赵晨（中国欧洲学会理事，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乌克兰危机已经延宕500多天了。同九年前克里米亚危机和顿巴斯冲突时相比，欧洲对待俄罗斯、乌克兰的态度已经发生质变，正在全力以赴支持乌克兰同俄罗斯“战斗到底”，自己也与俄在经济、政治、军事、社会等方方面面“脱钩”，走向全面对立。这背后，是冷战后欧洲地缘政治观念的一次根本性嬗变，换句话说，欧洲重新意识到地缘政治挑战的严峻性，应对地缘政治安全“威胁”重返其议程核心。  

　　这带来两个直接后果。一是重新增加了欧洲对北约的安全依赖，当然主要还是对北约盟主美国的安全依赖。美国将协调对乌军援会议的地址选在其位于德国拉姆施泰因的空军基地，每个月召开一次国防部长会议。2014年，北约欧洲国家向奥巴马政府承诺将各自军费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提升到2%，然而直到现在，大多数欧洲国家仍未达标。2023年7月，北约维尔纽斯峰会重申了有关承诺，并且明确要“提速”。德国已经通过了1000亿欧元的国防特别基金，明年国防开支的GDP占比将突破2%。二是欧洲与美国的军工产业进一步融合。长期以来，欧洲内部围绕如何加强自身军力建设存在“务实派”和“自主派”之分，影响了欧洲军备建设的效率和路径，法国是后者的代表性国家。乌克兰危机的爆发给欧洲防务产业敲响了警钟，德国和北欧、中东欧各国开始加大对美国、韩国、日本等国的采购力度，比如德国批准总额100亿欧元的购买美国F-35战机计划，波兰向韩国订购1000辆K2坦克和672门自行榴弹炮，以快速增强本国军队的实战能力，使得“务实派”在与“自主派”的博弈中占据上风。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又看到欧洲并未汲取“北约和欧盟的持续东扩”带给他们的地缘政治教训。冷战后，北约违背历史潮流、蔑视俄罗斯一度展现的“融入西方”诚意，执意向东扩展军事联盟的版图，直抵俄罗斯边界。欧盟也无视俄方关切，将一个又一个“原苏联空间”国家纳入盟圈。欧洲人不断挤压俄罗斯的地缘战略空间，最终激起俄强烈反弹，使“假想敌”变成“真敌手”，也从根本上恶化了欧洲自己的地缘战略环境。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北约于2023年初接纳芬兰，把北约与俄陆地边界拉长了一倍，另一个北欧国家瑞典则有望于2023年内解决入约问题。欧洲虽然有所犹疑，但并未停止北约和欧盟继续“双东扩”的进程。目前在欧洲内部，主张北约和欧盟放缓或停止东扩的声音仍只是少数派，主要来自一些国家的极右翼政党和少数左翼人士。  

　　王朔（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欧洲人对乌克兰危机的反思有些自成悖论，其地缘政治观念正从一个过于理想主义的误区走向另一个过于现实主义的误区，这未必就会使欧洲变得更安全，反而会加剧欧洲的不安全。  

　　再具体些讲，欧洲把乌克兰危机失控的教训完全归咎于俄罗斯，却对自己的行为缺乏反思。现在，欧洲大小国家“临时抱佛脚”，开始拼命地武装自己，扩充安全缓冲区，竭力让欧洲的所谓“集体力量”在面对俄罗斯这样的对手时更有优势，这种“画地为牢”的做法无助于解决乌克兰问题，也无助于欧洲走出“安全困境”。  

　　在我看来，欧洲今天应对地缘政治挑战之策有点类似于美国对枪支泛滥问题的处理。出于历史原因，美国的控枪政策不能触碰公民拥枪权的根本，而越来越多美国民众为了维护自身安全而合法持枪，社会面的恶性枪击案也就越来越多，形成恶性循环。居民拥枪自卫到底是使社会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了呢？欧洲现在在地缘政治层面也面临类似的困境。问题的关键在于，欧洲为了应对眼下危机，重归所谓地缘政治逻辑，似乎要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扩军备战加强联盟的老路上，这是非常危险的趋势。  

　　张金岭（中国欧洲学会理事，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实际上，过去几年欧洲一直在反思。这场在欧洲引发越来越多共鸣的反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法国总统马克龙倡导推动的，他比较早地意识到欧洲必须通过改变自己适应巨变的世界。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带来的一系列影响，更加激发了欧洲人的反思意识。在我看来，欧洲在过去十几年间遭遇的接踵不断的危机——从金融危机到欧债危机、难民危机，再到疫情危机、乌克兰危机，对欧洲政客和普通民众持续产生巨大影响，极大地激发了他们对国家安全、民族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的担忧，人们的安全意识越来越强，越来越关心如何协调安全与发展的关系问题。  

　　从社会领域来观察，欧洲各国在难民安置、民生困境、社会安全等方面面临着巨大挑战，民众通过这些压力切身感受到了重新思考地缘政治问题的必要性。以难民问题为例，自2015年以来，欧洲出于人道主义“激情”，把大量接纳难民视作“政治正确”和“道德正确”，间或有通过输入难民来充实劳动力和更新人口结构的考虑，过去几年则不得不面对大量难民和非法移民涌入给欧洲社会治安、民生治理、宗教秩序和价值观稳定等造成的压力，意识到这是一种“不能承受之重”，很多地方出现了针对难民的不满和抗议。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数百万乌克兰难民进入中东欧和西欧，一年后欧洲内部就开始出现较为强烈的排斥情绪。尽管过去几年间欧盟及其成员国都曾紧锣密鼓地调整难民、移民政策，希望留下高素质的人，尽量减少社会压力和风险，但大门早已洞开，政策调整恐怕难以达到预期目标。  

2023年7月11日，为期两天的年度北约峰会在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开幕。图为与会各国和国际组织领导人及配偶在立总统府前合影。  

　　欧洲的地缘政治重心正在“东移”  

　　孔田平（中国欧洲学会理事，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乌克兰危机对欧洲的心理冲击是非常大的。无论是欧盟组织，还是欧洲国家，抑或欧洲人，的确正在反思：为什么二战结束70多年后，仍然会在欧洲的心脏地带发生规模如此之大、影响如此之深的危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就职之前曾说，要把新的欧委会变成一个“地缘政治委员会”。如果她的话能反映欧洲精英们的心声，那么目前欧洲人对乌克兰危机的“反思成果”之一便是，欧洲需要对自身以及所处的外部环境进行新的战略思考，争取成为一个独立的“地缘政治行为体”或者“地缘政治玩家”。欧盟外交与安全事务高级代表博雷利就说过，乌克兰危机爆发之际，也是欧洲地缘政治重生之时。从这些话语可以看出，欧盟高层强调的是，为了在欧洲阻止战争，实现持久和平，欧洲必须增强自身威慑能力，也即，面对“鲁莽对手”，必须拥有有力的反击工具。现在，欧洲国家正在北约荫蔽下极力扩充“反制威胁工具箱”。  

　　乌克兰危机造成的另一直接后果是，欧洲的地缘政治重心向东转移。如果没有这场危机，乌克兰、摩尔多瓦、格鲁吉亚之类的国家根本就不会出现在欧盟扩大的议程之内。现在，欧盟与它们形成更为直接、深入的互动。这对欧盟自身的运作恐非好事。我们已在欧盟2004年那次针对八个中东欧国家的扩员后看到了欧盟治理复杂因素的增多，其边界进一步拓进“原苏联空间”有可能导致欧盟治理的最终失败。与此同时，欧盟的中东欧成员国，尤其是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开始利用乌克兰危机增强它们在欧盟内部的话语权，并且对德国、法国等西欧国家的对俄“实用主义”“绥靖主义”发起不留情面的批评。这意味着，欧洲的“道德高地”也在东移。欧洲的“安全门户”和“价值前沿”从西线、南线转向东线，将对欧盟的权力结构和治理、合作模式的演变产生深远影响。  

　　欧洲的老牌大国德国、法国也在进行各自的反思。对德国而言，反思的重点在于其对俄政策。德国意识到其开放、合作的贸易和能源政策没能改变俄罗斯，也未对欧洲的和平与安全产生其所预期的保障作用，默克尔时期的对俄外交受到全面检讨，直接导致德俄关系的根本性逆转。目前德国正在“后来居上”成为仅次于美国的援助乌克兰“领导者”。法国则明确承认，过去的外交过于关注南部方向的地中海地区，忽视欧洲东部的“原苏联空间”，未听取波兰等中东欧国家的诉求和看法，今后需要调整。  

2022年10月11日，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在德国柏林出席活动时表示，欧盟对俄罗斯的制裁在执行上是“原始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匈牙利对乌克兰危机作出“另类反思”  

　　孔田平：在目前的众多反思之声当中，匈牙利的官方声音虽非主流，但也值得注意。匈牙利对乌克兰危机的看法在欧盟成员国当中独树一帜，2022年7月23日欧尔班总理在罗马尼亚伯伊莱图什纳德第31届巴尔瓦纽什开放大学的演说中，阐述了匈牙利对乌克兰危机的看法。今年6月下旬欧尔班接受德国《图片报》专访时的长篇谈话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独特性。在谈及乌克兰危机的起因时，欧尔班认为，俄罗斯已经非常明确地向北约、向美国、向欧盟表达了安全关切、提出了安全要求，但遭到断然拒绝，于是试图采取武力措施来实现自己之前希望通过谈判来实现的安全要求。欧尔班说，“如果特朗普继续担任美国总统，且德国总理默克尔没有离职，那么战争就不会席卷乌克兰”。在欧尔班看来，北约和欧盟虽然竭力避免直接卷入战事，但事实上早已成为乌克兰危机的直接当事方。  

　　欧尔班对西方应对乌克兰危机的战略和策略提出批评。他认为，西方的应对战略是基于四个判断：第一个是乌克兰无法通过自身力量获胜，但可以依靠北约的训练和援助取得胜利；第二个是严厉而全面的制裁将破坏俄领导层稳定；第三个是尽管制裁也会影响西方，但对俄伤害更大；第四个是整个世界会站到西方一边，因为西方是“正确”的。在欧尔班眼里，驱动西方应对战略这辆“汽车”的四个“轮胎”都是瘪的。首先，即使得到了美国人和北约的训练与武器，乌克兰也永远不可能取胜，因为俄对乌拥有长期且不对称的优势。其次，制裁迄今为止并没有破坏俄罗斯的稳定。第三，欧洲自己正陷入越来越深的经济和政治麻烦之中，特别是各国政府的密集更迭和能源价格上涨对普通人生活造成极大影响。第四，中国、印度、巴西、南非、阿拉伯世界和非洲都不站在西方一边，“世界并不支持我们”。  

　　所以，欧尔班主张欧盟必须“更换轮胎”，制定新的应对战略。他重点关注的并非战场输赢问题，而是能否通过谈判提出一个可行的和平方案。他强调，欧盟的当务之急并非偏袒乌克兰，而是在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进行调停。他也认为，乌克兰的和平只有在俄罗斯与美国谈妥之后才能实现，欧洲可能已经丧失了当调解人的机会，而且在乌克兰危机全面爆发之前也未能确保《明斯克协议》得到认真履行。  

　　欧洲目前的主流看法是，欧洲必须确保乌克兰取得最终胜利，任何和平协议的达成都必须按照乌克兰提出的条件。不过，“非主流”的匈牙利在坚持自己看法的同时，并没有阻挡欧洲援乌，其对欧盟的对俄制裁计划基本上都投了赞成票。  

2023年6月12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右）在巴黎爱丽舍宫与到访的德国总理朔尔茨、波兰总统杜达（中）举行三方首脑会谈。  

　　欧盟内部机制建设逆势加强  

　　曹慧（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欧洲正试图从乌克兰危机中汲取教训，意识到危机不仅打破了冷战后的欧洲安全秩序，更引发了国际关系体系的范式变化，决心超越其长期以来自我设定的“国际秩序规范性力量”定位，突破禁忌，通过“欧洲和平基金”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等援助和支持，主动向地缘政治塑造力量转换角色。这也恰恰说明，欧洲的反思并不是“触及灵魂”的，谈不上“觉醒”。  

　　应当看到，欧盟在应对乌克兰危机过程中对自身的机制体制运作进行了一些调整。一是外交决策的安全化，也即，外交领域的决定更多考虑安全和军事因素。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盟只用三个月时间便快速批准乌克兰、摩尔多瓦的欧盟候选国地位，在新成员加入问题上打破普通行政程序。一般而言，欧盟以外国家申请入盟需要耗费七八年时间，土耳其则已用了20多年仍未如愿。二是在对外制裁方面，以更加灵活、高效的方式向对手施加反制措施。尤其是在2022年6月审议第六轮对俄制裁措施（主要是在能源领域）过程中，匈牙利当时威胁要投否决票，后经协调退出投票程序，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也申请了豁免，得以继续与俄开展有限的能源贸易。此外，在经历了涉乌克兰问题的艰难内部协调后，欧盟内部正在修改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制定方面的投票规则，用“特定多数投票决策机制”取代原有的“全体协商一致”，这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值得关注。  

　　与此同时，欧盟在安全和防务领域明显加强了同北约的协调。2023年1月，欧盟与北约签署了包括14条内容的第三份联合声明，决定将双方合作“提高到新的水平”，表明欧盟对美国和北约的安全倚重在加强，自主防务功能在下降。仔细研究这份声明，可能看出双方当前在四个方面的基本共识：第一，对俄罗斯形成“紧迫的战略和安全威胁”共同认知，这在2022年欧盟和北约分别发布的“战略指南针”和“战略概念”文件中也有鲜明体现；第二，共同确认北约仍然是兼具北约和欧盟成员国双重身份国家的集体防务基石，同时承认欧盟建设“更有能力的欧洲防务”的必要性；第三，拓展领域，成立工作组，在防范网络攻击、应对“合成威胁”、加强反恐能力建设、基础设施保护、太空等方面开展前所未有的合作；第四，加强对华战略协调，首次提及中国，宣称“中国日益增长的自信”对欧盟和北约“构成挑战”。  

　　王朔：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法国马克龙政府在欧盟东扩的问题上发生了重大政策转向，由原来的不积极变为积极，这就与德国的立场有了更多交集，意味着欧盟扩大的步伐将会加快。但也可能意味着，将来的欧盟会更加松散，决策力和行动力更低，从而把更多风险留给以后。在这方面欧盟是有前车之鉴的。例如，2009年爆发的欧元区主权债务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就源于欧元区建立时并不符合“最优货币区”的条件，而是靠政治意愿强行推动，货币政策过快统一，财政政策却跟不上，而且，各成员国发展水平的差距随着时间推移没有缩小反而越来越大。这就是步子迈得太急留下的后患。如果欧盟还按照这样的思路搞下去，今后难免再次发生类似危机。  

　　张金岭：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德国这样的传统欧洲大国，对欧盟的“领导作用”也在发生微妙的调整和变化，欧洲内部的权力结构似乎正在经历一个“再平衡”或重新布局的过程。过去几年，马克龙治下的法国积极出思想、出倡议、出方案，在欧洲内部的地位处于上升趋势，马克龙本人也因强调欧洲自身利益、坚持推动欧洲“战略自主”而成为“欧洲战略派”的代表性人物。面对乌克兰危机所引发的欧洲变局，马克龙一直在思考如何巩固和强化欧洲的整体性力量问题，其于2022年10月提出构建“欧洲政治共同体”主张，即是对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又一新发展。不过，各方均高度关注这一主张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推进和落实。反观德国，由于默克尔卸任，以及对俄罗斯政策的急剧转向，这个国家暂时失去了一位能引领欧洲发展方向的灵魂人物，法国对欧盟走向的影响力则因此更加突出。但是，所谓“法德轴心”对欧洲改革发展的“稳定舵”和“驱动器”作用是无可撼动的，两国间的协调合作将在各种危机叠加的状态下不断得到加强。  

　　孔田平：欧洲内部的权力结构的确在改变。我们在观察法德之间权力消长的同时也要看到，以应对乌克兰危机为契机，波兰作为中东欧大国在欧洲内部的影响力呈明显上升之势，加上其与乌克兰业已结成的“兄弟般的”伙伴关系，欧洲内部将来会不会重振“魏玛三角”（注：1991年8月，在德国外长根舍倡议下，德法波三国外长在德国小城魏玛举行会晤，决定建立年度定期三边外长会晤机制，“魏玛三角”由此得名），形成一个“法德波力量中心”，也未可知。  

2023年2月20日，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留斯（中）与乌克兰驻德国大使马凯夫（右）、基辅市长克利奇科在德国明斯特共同探访乌军受训基地，乌克兰士兵正在那里接受“豹”式坦克操作培训。  

　　欧洲“战略自主”有了新内涵？  

　　忻华（中国欧洲学会理事，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欧洲对于“战略自主”理念也是有反思的，集中在两个方面，努力方向彼此相反。一个是在军事防务和安全方向上削弱“战略自主”中的自主性，承认欧洲的“战略自主”脱离了美国的谅解和支持无从实现。2022年底马克龙访美后一直到现在，欧洲开始强调“战略自主在军事防务和安全领域并非针对美国”，不是要摆脱美国“闹独立”，而是在美国主导的北约架构之外，发展起欧盟内部的防务力量和安全能力，对美国领导的同盟体系构成辅助和支持。另一个是在经济和科技领域更加强调“战略自主”中的自主性，“经济主权”“技术主权”“数字主权”概念得到进一步强化，特别是在技术领域，开始强调要保护“战略性的技术”并增强对相关研发部门的扶持。  

　　这两方面的反思和调整都有与美国拜登政府进行协调的背景，对中欧关系正在产生复杂的影响。最近就有欧洲学者在交流中谈到，也许中国人对欧洲“战略自主”的理解与欧洲人自己的认知不太一样。这位学者说，欧洲人自己理解的“战略自主”，是相对于美国、中国等所有全球大国而言的，强调的是一个独立的欧洲在世界上有着自己的利益，和任何其他一方都不会完全趋同，要在所有领域都设立“备选项”，军事安全上在依托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的同时，拥有适当的自我防卫能力，经济科技上则不过度依赖任何外部市场，从而确保欧洲拥有自己所能掌控的安全和稳定发展空间，在遇到重大外部危机时不至于遭受剧烈震荡。这位学者还提醒说，欧盟的“印太外交”致力于稳定发展对华关系，同时也在积极加强与日本、韩国、东盟、印度等方的合作，这也是“战略自主”意识的体现。  

　　我的判断是，在战略安全领域，欧洲虽然选边美国并与北约加强合作，但不愿在所谓“印太”地区投入实质性的战略资源。实际上，在欧盟和法德等主要欧洲大国的战略排序中，美国和跨大西洋关系始终排在第一位，东向的俄乌与南向的中东、非洲排在第二位（中东、非洲还被欧洲视为自己的“后院”），“印太”地区的战略重要性位居其后。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欧洲与中国保持较大体量的合作，没有明确选边美国，但暗中与美国加强了针对中国的战略协作，同时也与美国开展一些竞争。  

　　王朔：欧洲最近着重强调，“战略自主”的最大意义就在于由欧洲人自己来定义何为“自主”。他们说，乌克兰危机背景下，欧洲面临的安全压力增大，在其议程上安全利益跃居首要，必须更紧密地依托盟友伙伴支持，这是欧盟审时度势做出的自主决定。所以欧洲认为，现在的“战略自主”应更多朝向盟友，尤其是美国。但我们都知道，欧洲其实最应该保持“自主”的就是对美国，因为他们对美国一直就不够自主。应该说，乌克兰危机的发生对欧洲领导人过去推动的“战略自主”形成了很大打击，其战略思维至今仍未摆脱应激状态，在紧急处理危机和追求世界一极地位之间仍显迷茫。  

　　曹慧：中国要对欧洲的“战略自主”理念有更加清晰、客观的认识，不能进入“欧洲强调‘战略自主’就是为了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这样一个误区。我认为欧洲主要还是为了在跨大西洋关系中给自己找到一个相对平等的位置，这也是马克龙当年提出“战略自主”的基本出发点。形势发展到今天，欧洲“战略自主”又多了一重含义，就是欧洲是世界独立一极，要按照自身的利益和价值取向行事，不被其他大国之间的竞争博弈所“绑架”。  

　　张金岭：欧洲向来有反思精神，重视审视过往、规划未来。当前，反思的一个标志性成果即是“战略自主”日益成为主导欧洲政治议程的核心。但是，由于很多欧洲人难以摆脱过于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方式，其反思对于一些问题的应对，尤其是“战略自主”建设而言，其实是在“作茧自缚”。比如，刚才提到的欧安、能源等问题，所谓“战略变革”的方向似乎有误。欧洲持续进行策略调整，不断提出新说法新主张，表面看是在放眼世界，适应国际格局演变，内里却是从理想主义、道德主义、全球主义回缩，越来越利益至上甚至保守化了。如今的欧洲，在一些“新一代政治家”的引领下，似乎变得越来越只逐利为己，不追理求义。以此为基调的反思使得未来欧洲将不再是我们过去熟悉的那个欧洲，从长远看离我们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更近了还是更远了？对中欧关系究竟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值得深入观察和思考。只有建设一个开放、自立且追求公平、正义的欧洲，才有益于欧洲各国的未来发展和全球影响力的增强。  

2023年3月23日，欧盟春季峰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图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抵达峰会现场后向媒体发表讲话。  

　　欧盟如何在经济上“去风险”？  

　　赵晨：今年4月底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访华之前的演讲中强调了欧盟在经济领域对华“去风险”（De-risking）的必要性。欧盟率先使用“去风险”一词，代表了其对外政策的一种方向。从好的方面讲，它是要和美国自特朗普时期以来诸多反华分子一直鼓吹的对华经济“脱钩”拉开距离，更加强调在特定领域减少对外国的过度依赖。但从其消极面和局限性看，欧洲强调的“去风险”也指向“脱钩”，有可能只是“小一号的脱钩”。  

　　欧盟的“去风险”，首先是指在能源领域与俄罗斯脱钩，摆脱石油和天然气的对俄进口依赖。经过乌克兰危机爆发一年多来的紧急运作，欧洲的油气能源贸易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基本实现了进口来源的多元化。当然，欧洲并没有彻底断绝与俄能源联系，匈牙利等国仍在充当一些俄油俄气在欧盟内部的转口方。  

　　欧盟的“去风险”，更是指在经济领域减少对中国供应链的过度依赖，这就包括关键原材料的供应和新能源产品。荷兰等欧盟科技领先或某项技术垄断国家受到拜登政府的压力，开始追随美国实施高技术领域的对华出口限制。欧盟的“去风险”政策是全面和均衡的，更多谈及经济、科技、能源方面的“去风险”，不怎么提安全方面“去风险”，更不提减少对美国的安全依赖。在欧洲人的观念里，“志同道合”国家在安全上相互依赖是理所应当的。  

　　不过，我们也要注意，欧盟的“战略自主”并非虚言。在美欧竞争激烈的某些领域，美国也同样是欧盟“去风险”的对象，比如在数字经济治理措施方面。最新出台的欧盟《数字服务法案》（DSA）所引入的“非常大的在线平台”（VLOP）名单显然既针对中国，也针对美国——位列这个名单上的全球前十大在线平台，有八家是美国公司。此外，欧盟也很重视人工智能（AI）领域的监管和治理，美国、中国作为世界AI研究领先国家，在欧盟的“去风险”视野里很明显也“享有”优先地位。  

　　忻华：“去风险”这个概念，最早是欧洲人提出的，美国人后来拿去用了，成为取代“脱钩”的官方话语。美国财长耶伦等高官今年4月说，拜登政府无意推动与中国“脱钩”，但美国经济要“去风险”。很多中国专家认为，美国人口中的“去风险”，其实就是精准“脱钩”，或者说定向“脱钩”。欧洲人话术中的“去风险”，虽然比美国更加温和，但也有这方面的含义，要推动战略性部门和战略性技术与中国市场拉开距离，甚至精准“脱钩”，避免过度依赖，防止在特殊时刻被对手将经济依存“武器化”，遭到“经济胁迫”。  

　　为此，欧洲人又发展出了“提高经济韧性”的理念，并且正越来越多地付诸实践，使之成为对外经济政策的延伸。“提高经济韧性”包括保持供应链韧性、关键原材料韧性和基础设施韧性。也就是在所有与经济稳定密切相关的环节都要追求韧性。欧盟正在重构产业政策，重点针对原材料、原料药、半导体、电池、氢能、云计算等领域，加大自身投入，减少进口依赖，今年上半年又连续出台“2035新售燃油车和小货车零排放协议”。这次欧洲为应对乌克兰危机而重启域内军需生产，可能有助于欧洲遏制产业空心化趋势。然而，美国在欧洲应对乌克兰危机引起的能源危机的同时，出台了《通胀削减法案》，实际上通过新能源补贴等方式，吸引欧洲资本流向美国，这又对欧洲的有关努力构成反制。欧洲老牌制造业大国德国受欧洲产业空心化趋势伤害很大，经济增长势头趋弱，所以在传统领域拉住中国维护其制造业地位的动机是真诚的，与追随美国“去风险”的国家有所不同。  

　　王朔：欧洲人最早提出“去风险”，要溯源至新冠疫情全球大暴发之时。当时欧洲深感缺医少药之痛，以及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供应链过长过远在重大危机时刻给物资供应造成的困难。从那时起，他们便开始思考如何“去风险”以维护自身经济安全的问题，解决办法是“避免把所有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要在关键产品的主要海外供应基地外建立备份基地，而且地理距离越近越好。这种出于经济安全的考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随着疫情的消退和中美战略博弈的加剧，欧洲开始在全球战略和对华政策层面上了思考“去风险”的问题。  

　　我们要思考的是，欧洲人强调的“去风险”与“脱钩”有什么区别？两者的基本方向事实上是一致的，但“去风险”要比“脱钩”涉及范围广，频率和节奏则比“脱钩”慢。所以，相比“脱钩”，“去风险”是“换汤不换药”，没有本质区别。各国加强经济安全本是天经地义，但不能把经济问题过度安全化，以安全为名推行一些经济以外的考量，比如配合美国遏制中国，把中国踢出西方主导的全球化。企业应遵循市场规律，不能被某些政客拍脑袋想出来的概念或政策牵着走。事实上，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具有无可替代性，除非自我强行关闭市场，一些欧美政客策划的关键产业对华“去风险”是无从实现的。  

　　去年底以来，中欧恢复密切的高层交往，双方企业界也走出疫情加强了联系，很多欧洲企业领袖访问中国，出台一批新的在华投资项目，比如空中客车公司在华增设组装线，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集团在广东湛江投资一体化基地项目，德国西门子在成都扩大产能并在深圳设立数字科技公司，等等。 　　   

　　孔田平：欧洲人提出的“去风险”概念为什么能被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接受？这是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问题。与其说“去风险”之于“脱钩”是“换汤不换药”，不如说是“新瓶装旧酒”，任由其蔓延，对经济全球化的健康发展、对我国的经济恢复与发展，损害将是非常明显的。我们还要意识到，经过美欧近几年的渲染，西方企业界已经不知不觉地被裹挟进“脱钩”或者“去风险”话术，不由自主地在调整或收敛其在华经营战略了。表面上看，欧洲仍是与中国有着8460多亿美元年贸易额的关键伙伴，但双方合作的底层逻辑似乎正在发生改变。出于对中国产业政策的不信任、对中美关系和台湾问题的不放心，也虑及近年遭遇的一些技术性障碍，也有一些欧企缺乏对华投资动力，如短期内得不到改善，长远看也会给中欧贸易造成不利影响。  

　　欧盟重新安排对外能源关系取得进展  

　　王一鸣（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政研室部门专家）：2022年底，乌克兰危机爆发后的首个冬天，欧洲迎来了有记录以来第三温暖的圣诞节。到了2023年1月，各地气温记录纷纷打破历史同期最高值，中东欧许多城市的气温接近甚或高于20℃。这大大压减了冬季供暖周期，缓解了欧洲的天然气配给压力。此前，欧盟严阵以待，要求各成员国在2022年秋天结束前将储气罐填充至80%，这一目标很快被普遍超越，直至达到95%的储气极限。各成员国政府大力呼吁压减燃气用量，柏林全面禁止发光广告牌，要求关闭走廊、门厅和公共建筑入口处的散热器；巴黎则调低了市政游泳池的水温，提前一小时关掉了埃菲尔铁塔的灯光。据欧盟委员会统计，2022年底至2023年初的这个冬天，欧盟天然气消费量较往年大幅压减了近20%。  

　　过往十年，俄罗斯始终操控着欧洲能源供应的“安全阀”，其输欧天然气资源在欧洲能源进口中的占比始终保持在40%左右。新冠疫情暴发后，这一比例一度上升至45%。然而，乌克兰危机改变了这一切。仅一年时间，欧洲进口俄气比例骤降至不足10%。与此同时，北约成员国填补了欧洲由于俄罗斯断供所产生的绝大部分资源缺口。2022年挪威天然气供应量大幅上涨8%，成为欧洲最大的管道气供应国。美国拜登政府则发起新世纪液化天然气（LNG）“租借革命”，大量的LNG运输船临时更改订单，从东亚掉头转向西欧，欧洲2022年LNG进口量同比大增60%，其中美国产品占了一半以上，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全球天然气市场格局。  

　　乌克兰危机首年，欧盟及其成员国总共缔结了近百份能源合作协议，其中单与美国签署的就有17份，与阿塞拜疆、挪威分别签了九份，与卡塔尔签了八份，与阿尔及利亚签了七份。这是欧盟实施“为欧盟重新供能”（REPowerEU）计划的最关键一步，欧洲人下决心拓展“资源池”，不让俄罗斯再有机会扼住自己的咽喉。也是在2022年，挪威政府创纪录地开放了92个北极勘探区块，挪威国家石油公司投资十几亿美元在挪威海和巴伦支海提高天然气产能。美国Sabine T6和Calcasieu两大LNG项目正式投产，一举将美国LNG峰值产能推高至9200万吨/年，未来三年全球LNG新增产能将有70%来自美国。欧盟委员会启动建设“欧盟能源平台”，全面协调成员国的LNG资源需求，各国纷纷开始部署建设LNG进口终端，以后掌控欧洲资源命脉的关键设施将不再是天然气管道，而是LNG码头。  

　　在广开资源通路的同时，欧盟也在加速内部资源结构调整。按照REPowerEU计划，2030年欧洲可再生能源消费比例将达到45%，需要为此大幅增加绿氢、风能、太阳能等新兴产业投资。目前，在资源更迭路线的选择上，德法观点不太一致。法国70%的电力供应源自核能，带头组建“核联盟”，竭力推动将核能列入可再生能源法案。德国则坚决反对这一提议，朔尔茨政府风能和太阳能的建设进度要比马克龙政府快得多，同时德国坐拥大量煤炭资源，在煤炭和内燃机高效利用问题上也比法国更为坚持。法德两国GDP总和约占欧盟的42%，能源消费占比近40%，能否形成一致意见，或将直接影响欧盟能源结构和市场结构的“革命性重塑”。  

　　未来几年，伴随新增LNG产能逐步流入市场，对欧洲能源能否摆脱对单一国家过度倚赖的担忧将会慢慢散去，天然气生产和消费的中亚—东亚内循环和大西洋两岸内循环最终会取代原有的亚欧内循环，全球资源流向分布将被改写。彼时，乌克兰东部边境将可能不仅是一条“战场红线”，也将成为两大能源体系的分水岭，以东、以西各自相对独立。 　 

　　如何看欧盟对华“三重定位” 

　　赵晨：近年来，欧盟和部分欧洲大国一直在重审对华政策，作为第一步，就是因应中国崛起和中美战略关系恶化的趋势，探讨明确中国对于欧洲的新定位。这对与中国和美国均有紧密相互依存关系的欧洲来说是非常困难的事，既不能完全追随美国把中国定义成“首要战略竞争对手”以及“最大潜在安全威胁”“唯一有能力有意愿挑战现行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也要体现欧盟所坚守的利益和价值观不会因对华实际合作需求而“打折”和“妥协”。几乎所有欧洲国家都承认，由于中国和欧亚、欧中关系的复杂性，无法用一个词或一句话来定义和概括对华战略。 

　　2019年，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欧盟委员会率先出台了“三重定位”，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systemic rivalry）。德国新近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和《中国战略》也使用了这“三重定位”。欧盟和欧洲大国试图以区隔化的方式处理涉华利益，尽量避免分歧问题影响对华合作，而且明确了气变、减贫、全球卫生安全等全球治理领域是中欧合作范畴。 

　　但是，欧盟对华“三重定位”有两重是在强调“竞争”，“制度性”一词用得更是语焉不详难以自圆其说，无论欧方如何在话术上进行平衡和淡化，都掩盖不了其内心对与中国摩擦面上升、互补性受损的认知，以及在中美之间尽量回避作选择的困境。欧盟的对华“竞争”心态主要侧重于经济层面，随着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上地位的攀升和韧性的展现而不断加剧。欧盟对华年贸易额目前有8400多亿美元之巨，但据欧盟统计局统计，欧盟对华逆差达到4000多亿美元，欧洲对此颇有抱怨。而所谓“制度性对手”限定在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治理模式领域，法国等欧盟国家对中国在非洲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和援助非洲的手段颇有微词，也属于这个层面的问题。 

　　新冠疫情暴发后，欧方在“竞争者”“制度性对手”这两重定位上对中国的看法加重。乌克兰危机升级后，由于双方立场存在差异，欧方在安全领域对中国的不信任感也有所增多，特别是一些中东欧国家，目前情绪较大。但是，欧方始终强调对华合作不应受到影响，事实上不少欧洲企业强烈希望抓住中国市场机遇，以缓解当前因全球衰退压力增大造成的经营困难，并着眼长远调整全球利益布局。已经硬脱欧的英国在对华立场上总体处在欧盟和美国之间，其今年3月公布的新对华战略并没有照搬“三重定位”，而是把中国描述为对现行国际秩序的“划时代挑战”，同时在军事安全上比任何一个欧盟国家更紧贴美国。 

　　忻华：“三重定位”的确定并没有使欧盟和欧洲大国的对华战略更加清晰化，而是有点搞“战略模糊”的意思了，反映出它们对中国“既要……又要……还要……”的复杂、纠结、矛盾心态。当然，我们也知道，“三重定位”的真正重点在于“制度性对手”，而且由于美国的施压劝诱和乌克兰危机的刺激，欧洲在科技、经济层面的对华恐惧、防范、竞争心理还在增长，在军事安全层面还要做进一步的思考。所以，欧盟本来是计划在今年6月20日同时公布《欧洲经济安全战略》和《对华战略》两个更新版文件的，但是只发布了前者，推迟了后者，看来其内部还没有形成完全的共识。而在实际操作中，欧洲要在中美之间两头取利，或者利用一方去制衡另一方，将是很困难的。 　  

2023年4月13日，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中）访华期间，在天津参观德国弗兰德集团分厂。 　  

　　中国应如何处理新时期对欧关系？ 

　　孔田平：中欧作为国际政治两大力量、世界经济两大市场、人类历史两大文明，在国际秩序的剧烈变动时期，彼此合作具有重大意义。双方应进一步加强战略沟通，避免战略误判。必须承认，乌克兰危机之后，中欧战略互信、特别是中国与部分中东欧国家之间的战略互信有所下降，如何向欧方正确传导我们的政策，介绍我们的立场，从局势的变化中找到合作的可能，是必须加强的工作。中国致力于乌克兰危机的政治解决，积极推动劝和促谈。5月中下旬中国政府欧亚事务特别代表李辉大使访问乌克兰、波兰、法国、德国、欧盟总部和俄罗斯，与有关各方进行了沟通。随着战场僵持的延续，法国、德国、波兰等欧洲大国迟早会把劝和止战促谈重新提上日程，欧洲还是期望中国在实现乌克兰和平的进程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的。 

　　忻华：总体上，欧洲和欧盟对美国的态度不是热情拥抱，而是半推半就，欲迎还拒；对中国虽然口头上经常批评，但仍然保持合作，双方关系拥有继续发展的空间和潜力。仔细研究中欧经贸数据，就会发现产业内贸易而非产业间贸易占非常大的比重，这就意味着中欧在汽车、重化、新能源等领域的供应链产业链上下游合作仍然密切，彼此继续相互嵌套，经贸合作依然可以发挥中欧关系压舱石和稳定器的作用。欧洲商界，尤其是服务业的公司企业，仍支持中欧合作，希望中国这个超大型市场进一步向它们敞开大门，现在面临的一大问题是受到政治和媒体层面的过多干扰。中欧之间因人权和意识形态问题而起的相互制裁有泛安全化和泛政治化趋势，冲击波向商界蔓延，双方应加强管控。 

　　中欧之间挑战再多，彼此信任和合作水平也强于中美；欧洲的“战略自主”声音有再复杂的弦音，也代表了一种独立思考的方向；欧洲的一体化进程障碍再大，各国互利合作总是符合国际潮流的，都是世界多极化进程的宝贵组成部分。我们对欧洲还是要有所期待、有所鼓励、有所支持。 

　　曹慧：中欧关系不管是调整还是重塑，我们要正视一个现实：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对欧洲而言，跨大西洋关系是优先于对华关系的。中欧对话要基于这个前提，展现务实态度。同时，尽量降低中美摩擦给中欧关系带来的可能风险。 

　　赵晨：我个人建议应以适当的政经分离办法处理中欧关系，特别是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关系，即，尽量控制政治安全层面的分歧，继续按部就班扎实推进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和人文交流，特别是在恢复和开放旅游业方面，还有一些工作可做。 

　　张金岭：正如习近平主席2015年所指出的，中国愿同欧洲一道打造“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八年来，中方的这一愿景不曾改变，在当前形势下更有现实意义。从历史上看，中欧关系发展拥有良好的基础，当下双方也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客观上彼此存在着强烈的合作需求。目前中欧关系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在复杂激烈的国际变局中，赋予双方关系以韧性，推动彼此合作持续深化。应当说，欧洲在重新审视中国的时候，也要反思其对华认知为何总是存在偏差。双方不妨都更加主动一些，在认知层面加强对话沟通，共同寻找改善和加强彼此关系的大方向。未来天高地阔，中欧只要克服相互认知的障碍，就一定能实现彼此关系的良性发展，这对于欧洲与世界的繁荣发展也是有益的。 　　  

　　王朔：欧盟的对华“三重定位”已经定案，我们在处理对欧关系时也要适应这种“三分法”，以适当程度的区隔化作法对不同议题中对话、合作、斗争因素进行配置。今后一个时期的国际秩序仍将处于波动之中，欧盟及其成员国的对华政策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铁板一块，总有灵活调整的空间，不同国家也不同的特点。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做欧洲的增信释疑、促进合作工作，在“一盟一策”“一区一策”的同时做到“一国一策”，以灵活多样、全面立体的方式拓展共同利益的纽带，使中欧关系保持在持续稳定的状态。 　　  

　　王一鸣：按照当前全球资源流向格局重塑的方向和趋势，中国和欧盟将分别成为中亚—东亚内循环和大西洋两岸内循环的核心驱动，双方既是各自内循环系统的最大资源进口国，也是最重要的价格主导国，中国、欧盟同各地资源市场的互动关系将直接决定全球大宗商品的价格走势。同时，在全球资源流向格局重塑的背后，或许还有一场意义更为深远的结构性变革正在浮现：过往几十年，从中东能源革命到美国页岩油气革命，全球能源革命大多是在供给侧发动。然而最近几年来，从新冠疫情到乌克兰危机，新一轮全球资源流向格局重塑主要是由需求侧变局导致的。中国、欧盟分别成为上述变革发生的核心驱动，需求侧能否取代供给侧成为未来全球能源市场结构性变迁的主线，关键要看中国和欧盟能否加强协调合作。这场危机虽然发生在欧陆，但值得思索的绝不仅仅是欧盟，也绝不仅仅是危机本身。 　　  

　　作者简介：  

　　赵晨，中国欧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王朔，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张金岭，中国欧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孔田平，中国欧洲学会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曹慧，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忻华，中国欧洲学会理事，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国家战略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  

　　王一鸣，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政研室部门专家。  

　　文章来源：《世界知识》，2023年第1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