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长期以来是全球绿色转型和应对气候变化的先驱力量与主要行为体，绿色低碳导向的能源转型一直在欧盟议程中占据优先位置，俄乌冲突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欧盟绿色转型的紧迫感，但也给转型前景带来诸多不确定性。 

　　一、危机下欧盟绿色转型的进展 

　　在能源危机背景下，欧盟对其大力推进的能源和经济绿色转型的心态更为复杂。一方面，欧盟将保障供应安全摆在能源政策的突出位置，一定程度上淡化了绿色转型在气候能源政策中的分量和优先级；另一方面，欧盟长期以来将发展可再生能源作为能源供应安全的重要考量，绿色转型由此得以“缓步前进”。 

　　欧盟在当前能源危机背景下推进绿色转型，更多地在于挖掘可再生能源的“替代效应”，从而减少对化石能源特别是天然气的对外依赖水平。探索替代能源降低某种能源的对外依赖，一直是各国能源安全政策的重要一环。自1981年欧共体发布《共同体能源战略发展》以来，发展替代能源即成为欧盟能源政策的选项。近年来，欧盟推进绿色低碳能源转型，扩大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一定程度上也有通过削减化石能源消费比重来增强能源安全韧性的考量。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对替代能源增强供应安全的重视程度明显上升，而且强调在“特殊时期”，应启用某些在环境领域争议较大的能源来渡过危机。 

　　2022年3月，欧盟委员会提出的“为欧盟重新供能”（REPowerEU）的能源保障框架计划，是能源危机冲击背景下出台的最新的综合能源政策框架。该政策文件指出，欧盟应在2021年7月提出的“适应55”（Fit for 55）能源气候目标框架下设置更高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至2030年生物甲烷产量达到350亿立方米；可再生能源制氢产量至2030年在560万吨目标基础上额外增加1500万吨，以替代250-500亿立方米天然气；光伏和风电装机量在2025年和2030年分别达到当前规模的2倍和3倍，2022年年底争取欧盟新增15太瓦时屋顶光伏装机；将2030年可再生能源的消费目标从占欧盟能源总消费的40%提升至45%；未来5年安装1000万套热泵设备等，这些规划均指向对俄气的替代。5月，欧盟发布的“太阳能战略”，是首个发展光伏能源的政策框架。它提出改善市场环境和投资条件、建立欧盟太阳能产业联盟、强化全产业链地位、支持创新和国际化标准构建、增加发电产能和基础设施投资、鼓励居民和中小企业投资等举措，力争至2030年每年新增光伏装机45吉瓦，2022年底屋顶光伏发电19太瓦时，相关目标均比“适应55”政策框架有所提高。 

　　事实上，欧盟意图将能源危机转化为推动能源转型的契机。自石油危机以来，面对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化石能源对进口的依赖，欧盟在能源安全政策上选择内外措施共同保障的道路，外部政策注重发展能源伙伴关系促进进口多元化，而内部政策通过内部市场建设、能源效率提升、可再生能源发展等，降低化石能源消费比重和绝对量，进而达到提升能源自给和能源供应安全水平的目的。这也是欧盟数十年来一直推动和践行以低碳、绿色、高效为导向，以增加清洁能源生产、能源供应多样化及提高所有经济部门能源效率为路径的能源转型的原因之一。欧盟曾估算能源总消费每节约1个百分点，其天然气进口就会下降2.6个百分点。欧委会也预计，在能源转型推动下，2030年，欧盟煤炭、石油、天然气进口将分别比2015年下降71%-77%、23%-25%、13%-19%；2050年，石油和天然气进口分别比2015年下降78%-79%和58%-67%。欧盟在2019年出台的能源经济转型新政策框架《欧洲绿色协议》中提出，能源系统脱碳化建设将有助于提供“清洁、负担得起和安全的能源”，所谓“安全”即能源生产掌握在自己手中从而降低对外依赖。对国家之间能源生产与消费关系的影响与重构，也被视作其能源转型对地缘经济和国际政治的重要影响。德国外交部、国际可再生能源署等均认为，能源转型对化石能源供需的影响，将推动相关国家间权力转移和关系的演变。因此，能源技术和能源转型对能源供应安全的意义不言而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沃尔特·帕特森(Walt Patterson) 曾指出，俄罗斯天然气的竞争对手是欧洲的保温材料制造商和安装商，建筑物的隔热层有可能成为对抗俄罗斯“天然气武器”的最佳防线。 

　　因此，正如历史上能源价格高企曾推动替代能源发展一样，欧盟也希望将俄乌冲突后日渐加深的能源危机转化为进一步促进能源转型发展的动力，为中长期的“碳中和”等能源气候政策目标及相应的产业机遇服务，同时以增加自给能力的基本方式保障能源安全。2022年6月，欧盟发布《2022年战略前瞻报告》，强调“在地缘政治新环境下继续推进绿色和数字双转型”，主张推动能源、交通、工业、建筑和农业等重点领域的低碳绿色发展，指出“俄乌冲突使清洁能源转型在地缘政治中的作用更为重要”，并将提升能源转型的行动紧迫性，同时将能源转型称为“降低能源依赖最经济的方案”。欧盟还将继续推动2019年《欧洲绿色协议》和2021年“适应55”等全方面能源气候政策框架。同时，加快绿色转型在欧盟内部获得的政治支持也更加强大。2022年9月14日，欧洲议会投票赞成欧盟制定更高的可再生能源目标，即2030年欧盟可再生能源占能源消费的45%，高于6月欧盟能源部长会议达成的40%的目标。 

　　与此同时，欧盟加快对能源转型的资金和项目支持，如向15个成员国共同推动的氢能关键性项目提供54亿欧元资金，支持德国、比利时、荷兰、丹麦等国推动海上风电共同发展计划，宣称从“为欧盟重新供能”计划的3000亿欧元资金中拨付大笔资金用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推动成员国简化和加快可再生能源项目的批准程序等。智库“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CERA）报告称，19个欧盟成员国在新冠疫情以来特别是俄乌冲突后加快能源脱碳化行动，预计2030年欧盟可再生能源发电比重将从现有55%的目标提升至63%，实施REPowerEU政策框架将进一步提升至69%，至2030年欧盟将在2019年目标基础上额外减少31%的化石能源消费，约计272太瓦时。从欧盟“脱俄”举措来看，其“脱钩”程度也反映了危机倒逼能源转型的逻辑，比如迅速发布俄煤炭禁令，与欧盟和成员国近年来不断加速淘汰煤炭的发展趋势类似，而石油部分禁运反映了石油在化工和运输领域的难以替代性，对俄制裁顺应渐进淘汰的发展路径，而天然气领域推动渐进式降低俄气进口而非激进切断联系，则反映了欧盟将天然气作为低碳转型的“桥梁能源”的现实。 

　　二、欧盟绿色转型的前景 

　　推动绿色转型是欧盟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并在绿色产业和贸易规则上重构其竞争力的重要政策。欧盟也十分倚重绿色转型引发的地缘政治权力变化，并将其视为构建“战略自主”的要素。然而，能源危机导致欧盟推动绿色转型的意愿、能力遭遇挑战，其转型进程恐将受到较大掣肘。 

　　首先，正如“能源不可能三角”所定义的那样，能源供应稳定性、价格可接受性和环境友好性这三大能源安全目标难以同时达到，而在危机背景下达成政策目标的空间正日益被挤压。随着欧盟将“应急”摆在能源政策最优先位置，过去在欧洲受到广泛争议和抨击的计划正在回归其能源政策的议程。德国、瑞典等多国曾将“淘汰核电”摆在能源政策不可动摇的位置上，然而近期德国政府正在讨论推迟淘汰该国仅存的三座核电站，波兰、捷克等中东欧国家则继续推动本国的核电扩张计划，近期欧洲议会通过的将核电和天然气列为“绿色能源”的绿色投资分类，更是为核电扩张开了绿灯。对于污染更大的煤电，欧盟各国在能源紧缺背景下已经“饥不择食”，口中虽继续强调“气候治理”，可用电取暖的需求却十分迫切，不仅希腊、荷兰等国正力主推迟煤电淘汰时间，德国也将近年来封存的备用煤电产能重新启用。一贯高调支持应对气变的欧委会副主席蒂默曼斯更表示，为替代俄罗斯天然气，启用煤炭“不是禁忌”。显然，欧盟和成员国有关绿色转型的短期政策承诺和目标的期望值正在降低，比如德国2022年7月修订的可再生能源法，将此前议会和产业界热议的2035年电力“碳中和”目标替换为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总发电的80%。虽然制定了新的目标和路线图，但也反映了欧盟和主要成员国在能源转型上对未来前景的不确定性。 

　　其次，欧盟绿色转型难以获得较大的投资支持。在当前地缘政治危机、能源危机和经济民生压力愈发严峻的背景下，欧盟各国不断扩张财政政策，却更多地用于应对短期经济挑战的能源补贴乃至增加防务开支方面，针对可再生能源和绿色转型等中长期经济竞争力的投资遭到较大挤压。据“布鲁盖尔”研究所估算，2021年9月至2022年9月21日，欧洲国家已经为能源补贴支付3140亿欧元的公共预算。9月30日，德国又提出2000亿欧元的“能源防御盾”价格补贴计划，而“为欧盟重新供能”（REPowerEU）计划花费3000亿欧元用于能源市场稳定和改革，其中2250亿欧元来自欧盟应对新冠疫情的财政救助计划资金池，意味着投入数字和绿色转型的资金很大部分将被迫用作短期补贴。与此同时，欧盟近期还提出电力市场和天然气市场价格机制改革，要求包括可再生能源在内的电力价格不得按照过去的最高边际价格机制定价，为其设定180欧元/兆瓦时的“超额收入上限”等。欧盟虽宣称这是紧急状况下的短期措施，但仍将损害欧洲可再生能源投资的积极性，使其进一步快速扩张的目标蒙上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