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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骥:深化习近平外交思想研究的着力点
张骥     2022-08-23 11:36:00

【摘要】习近平外交思想是科学的理论体系。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一带一路、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五大核心概念,从时代判断、秩序目标、行为准则、战略路径、价值取向五个方面构成系统完整的理论逻辑,科学回答了“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大原创性理论贡献。要找准着力点,深化对习近平外交思想核心概念的认识和研究,立足国际格局新变化、人类社会新挑战、中国外交新课题,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为探索社会主义大国进行全球治理的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作出新的贡献。 

【关键词】习近平外交思想 理论创新 国际关系 

  习近平外交思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新时代中国外交工作的实际紧密结合,同世界大势和国际形势的发展演变紧密结合,是能够及时解答时代之题的重大理论成果,鲜明而精辟地回答了中国应推动建设什么样的世界、构建什么样的国际关系,新形势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外交、怎样办外交,人类社会面临什么样的挑战,怎样应对挑战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体系。 

  2018年6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会议以“十个坚持”从十方面系统概括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体系: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自信,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以对外工作优良传统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为方向塑造中国外交独特风范。[1]2020年出版的《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论述摘编》以这“十个坚持”为主要体系编写。2021年出版的《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在“十个坚持”的基础上头尾增加了有关“大变局的世界和新时代的中国”和“在对外工作中努力掌握科学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组成部分,展现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体系的发展和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 

  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深化相关研究和理论创新,需要进一步把握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理论内容和逻辑框架。习近平外交思想包含五大核心概念: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型国际关系、一带一路、全人类共同价值。围绕这五大核心概念形成的理论内容,构成了一个系统的、完整的逻辑框架,科学回答了“世界怎么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题,为中国外交和当代国际关系提供了时代判断、秩序目标、行为准则、战略路径和价值取向。推进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研究创新,关键要找准着力点,抓住核心概念的研究深化和理论创新。 

  01 要把握好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识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主要回答“我们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时代”“世界怎么了”的问题。它科学阐明了当今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发展的新的历史方位,深刻揭示了国际体系转型过渡期与我国发展历史交汇期相互交织的阶段性特征。近年来,国际政治的突变和国际格局深刻复杂调整的进一步加剧,佐证了这一重大战略判断和核心概念的科学性和前瞻性。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重大论断,为我们观察认识当今世界、科学判断国际形势和国际格局、制定对外战略和政策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 

  继提出“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科学论断之后,习近平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针对世界大变局加速向纵深发展进一步提出了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的重要论断,[2]指出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3]进一步发展和深化了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识和理解。深化和发展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认识和研究,需要继续回答以下几对关系的问题。 

  一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和平、发展时代主题的关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4](P3)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延续了这一重要论断,指出“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威胁上升”。[5](P59-60)2022年3月28日,习近平在同美国总统拜登的视频通话中指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面临严峻挑战,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宁。”[6]“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与我们对国际形势的总体判断“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和平与发展的表现形式、环境条件、作用机制等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世界动荡变革产生的根源、形成条件、表现形式、发展趋势,世界动荡变革期的延续时间等,都需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做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二是内与外的关系,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系。对于中国和平发展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世界格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国际社会上仍存在不同的认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于世界格局的变革是积极因素还是消极因素,是稳定因素还是不稳定因素,这是当前国际斗争和国际舆论斗争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从中国的视角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世界格局和全球发展来说无疑是积极因素,是世界和平力量的上升,支持公平正义力量的上升。中国坚定不移地向世界表明,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然而,西方一些国家从战略竞争和对华遏制的视角,渲染“中国威胁论”,“对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对国际和平发展事业作出的突出贡献选择视而不见,反而从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出发,千方百计传播虚假信息、对我国进行攻击抹黑”。[7]对此,我们必须进一步深化理论上的研究阐释,在国际上进行必要的舆论斗争;要持续深化对世界大变局的认识,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与世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适应、引领、塑造世界大变局中维护我国长远根本利益。[7]三是战略主动与战略被动的关系,这也是战略塑造能力的问题。面对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中国究竟是被动接受者,还是能够在变局中发挥主动引领作用,成为国际格局的一个重要塑造性力量,需要我们不断深入对中国战略塑造能力的研究。中国已经从国际体系中的适应型力量、反应型力量发展成为塑造型力量、引领型力量。中国外交如何从“站起来的外交”“富起来的外交”向“强起来的外交”转型,外交理念、外交方式、外交方法需要进行怎样的调整?中国如何适应国际社会的新期待,在大变局中发挥塑造作用,引领大变局的走向?这些都是亟待深化研究的问题。四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问题。习近平创造性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8](P13-14)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都是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展开的,同时又成为了推动大变局的重要力量。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化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时代优越性和世界意义的认识,深化对社会主义道路前景及其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作用和影响的研究。 

  02 要把握好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知         

  人类命运共同体主要回答“人类向何处去”“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直面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挑战和困惑,提出了解决当今世界面临挑战的中国方案,为处于百年变局中的人类社会指明了前进方向,也为新时代中国外交提出了总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既是一个具体的世界秩序的方案,也是一种世界秩序构建的理念,为新的世界秩序的构建和新时代的中国对外关系提供了基本的目标指向和理念指引。 

  自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要理念后,习近平不断丰富和发展其思想内涵,创造性地提出了不同区域、不同领域、不同层次的具体概念、具体方案,不断引领、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取得一系列重大进展。在双边层面,中国同巴基斯坦、老挝、柬埔寨、缅甸、哈萨克斯坦等一系列国家共同商定构建不同形式的命运共同体;在地区层面,先后提出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阿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等具体理念和方案;在全球治理的各个重要领域,先后提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核安全命运共同体、海洋命运共同体、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地球生命共同体等理念和方案,为解决“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各种安全挑战层出不穷,世界经济复苏步履维艰,全球发展遭遇严重挫折。世界向何处去?和平还是战争?发展还是衰退?开放还是封闭?合作还是对抗?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时代之问。”[9]面对人类社会涌现的新挑战、新问题,要进一步深化对上述具体理念和方案的研究,结合不断提升的全球治理需求,完善中国在不同治理领域的理念和方案;要深化对它们彼此关系的研究,形成更加协调、系统、有机的命运共同体概念体系。 

  同时,还要进一步深化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究竟是什么”的问题的研究,深化对人类命运共同体阐述、传播的研究,用更加通俗易懂、更具辨识度和接受度的语言去阐述好、表达好,在国际上把这一概念讲得更清楚、更明白、更具吸引力和亲和力。我们仍需进一步从以下三个方面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研究和阐释。 

  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关于世界秩序的构想。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壮大最为关切的问题是“中国主张的世界秩序究竟是什么样的”。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我们需要进一步向世界提供明晰、具体的中国关于世界秩序的主张,提供中国的世界秩序愿景。这不仅需要提升战略设计的能力,还需要提升战略叙事的能力。其中关键性的问题是必须从理论上解决中国主张的世界秩序与现存世界秩序的关系问题。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我们需要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好地和既有的普遍接受的全球治理的概念、理念相结合、相融通,把中国在全球治理各个领域中的具体政策、主张、倡议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体系中,进一步丰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内涵,使其具象化。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依靠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来构建。我们需要进一步回答好“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支撑力量是什么”的问题,谁是共商者?谁是共建者?谁是共享者?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中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讲清楚。     

  03 要深化对新型国际关系的研究 

  新型国际关系主要回答“构建什么样的国际关系、怎样构建这样的国际关系”“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外交、怎样办外交”的问题。新型国际关系创造性地提出了新的时代背景下国与国相处的行为方式和行为准则,是新时代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也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基本行为方式。新型国际关系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的国际秩序目标的方式和方法。新型国际关系的提出,实现了对传统国际关系理论的扬弃和超越,[10]为新时代的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提供了基本行为准则。 

  新型国际关系是相对于旧式国际关系而言的。习近平深刻指出了旧式国际关系的危害:“冷战思维只会破坏全球和平框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只会危害世界和平,集团对抗只会加剧21世纪安全挑战。”[3]当前,某些国家冷战思维从未消失,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根深蒂固,单边主义、保护主义不时沉渣泛起,[7]“小院高墙”“平行体系”的行径,搞排他性“小圈子”“小集团”、分裂世界的行径,泛化国家安全概念、对其他国家经济科技发展进行遏制的行径,煽动意识形态对立、把经济科技问题政治化、武器化的行径依然大行其道。[11]当前国际关系中存在的这些挑战和逆行,更进一步凸显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这就需要我们在理论上进一步厘清新型国际关系与旧式国际关系的本质区别、对旧式国际关系的超越,进一步发展新型国际关系实现的条件与前景。深化和发展这一核心概念和内容,需要深化对以下四个方面问题的研究。 

  一是深化对新型大国关系的认识和研究,主要涉及大国竞争、大国协调与大国合作的关系。在大国竞争日趋激烈,国际关系分化组合加剧的背景下,要深化对大国竞争、竞争与合作关系问题的研究,适应竞争新常态,掌握竞争方式方法,提升竞争能力,掌握竞争主动权。同时,适应国际格局新变化和国际社会新期待,深化对大国协调的研究,把握大国协调的历史经验和规律,主动提出大国协调新方案。二是深化对新义利观的认识和研究,主要涉及资源分配的内与外的关系。在国内资源依然相对有限、国际责任与外部需求不断增长的情况下,要继续深化对国际发展合作资源分配原则的研究。要继续深化对中国国家治理经验分享的研究,深化对国际发展合作历史经验的研究,特别是加强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和周边国家治理需求的研究。三是深化对全球伙伴关系网络的认识和研究,主要涉及新型国际关系中依靠力量的问题。中国倡导的新型国际关系与旧式国际关系的一个根本区别就在于超越对抗、结盟的旧思维,发展结伴而不结盟的伙伴关系。我们需要在理论上进一步深化对伙伴外交与结盟外交关系的研究,深化对历史上大国全球盟友体系与中国全球伙伴关系网络区别的研究,深化对伙伴关系网络与国际领导力、国际领导成本关系的研究,深化对在大国竞争、集团对抗上升背景下开展伙伴外交的研究。四是深化对真正的多边主义的认识和研究,主要涉及新型国际关系基本原则的问题。2021年开始,我们明确提出并在国际上鲜明主张真正的多边主义,批判西方一些国家打的所谓多边主义的旗号实质上是伪多边主义。我们需要进一步丰富真正的多边主义的内涵,拓展真正的多边主义的实践。同时,要进一步拓展真正的多边主义的包容性,更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多边主义”,充分利用最大公约数,在真正的多边主义中包容、吸纳、融合西方的特别是欧洲的多边主义主张。         

  04 要把握好对“一带一路”的认识 

  “一带一路”倡议主要回答“中国为世界提供什么样的公共产品”“新时代中国对外开放和合作的路径是什么”的问题。“一带一路”倡议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和平发展与世界实现合作共赢的战略路径问题,既是发展中的大国通过和平方式处理与世界关系的战略框架,又是为世界提供的物质性公共产品和制度性公共产品。“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和平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基本的合作平台,也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实践案例。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8年多来,取得了丰硕的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已经成为当今世界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与此同时,共建“一带一路”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习近平针对共建“一带一路”面临的新形势,把高质量发展放到“一带一路”建设中更加突出的位置,提出了“统筹发展和安全、统筹国内和国际、统筹合作和斗争、统筹存量和增量、统筹整体和重点”的五个统筹的建设新思路。[12]习近平指出,“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了制度型开放,探索了促进共同发展的新路子。这些重要思想深化和发展了对“一带一路”建设规律的认识和把握。 

  在对“一带一路”认识和把握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先后提出过国际公共产品、国际合作新平台、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实践平台等定位。面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新形势、新任务,我们需要继续推进理论认识,深化对“制度型开放”和“促进共同发展的新路子”的认识和研究,把制度开放、制度合作、制度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围绕国际制度构建发展“一带一路”的定位和建设。 

  一是推动“一带一路”从产品、平台向制度升级。“一带一路”不仅是公共产品、合作平台,更应当成为新型国际制度构建的平台、国际制度改革与合作的平台。历史上大国实现对世界事务的领导,重要的途径之一就是国际制度霸权的构建。我们坚决反对霸权主义,要在批判国际制度霸权的前提下,认真研究国际制度构建的历史经验与教训。在继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进一步谋划如何推动国际制度的改革、变革和建构,进一步谋划如何把“一带一路”的实践成果转化为国际制度成果。二是进一步推动“一带一路”成为国内制度建设与国际制度建设对接的平台。“一带一路”超越传统大国地缘政治战略的关键在于实现了自身发展与共同繁荣的相互促进,推动从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统筹到国内国际两类规则的统筹。我们需要进一步深化对国内国际两类规则、国内国际两类制度之间关系的认识,深入研究在新的历史方位上如何推动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与推进国际制度建设相互促进,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与全球治理的有机统一,[13](P69-70)国内制度建设与国际制度建设的有机统一。     

  05 要加深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理解 

  全人类共同价值主要回答“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追求是什么”“国际交往的基本价值规范是什么”的问题。全人类共同价值反映了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提出了中国外交的基本价值观主张。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文明间关系呈现出新的复杂变化,国家之间、社会内部的意识形态竞争进一步上升,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都离不开国家间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层面关系的处理。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处理不同文明、不同意识形态间的关系提供了方案,为“人类向何处去”提供了基本的价值取向。 

  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领域,我们曾长期处于被动应对的地位。习近平以坚定的文化自信和战略自信,站在人类社会的高度,高举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的旗帜,扭转了被动局面,主动引领价值观的构建和导向,也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的价值观层面。深化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认识和研究,需继续解决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在“民主”概念突破性创新发展的基础上,需要进一步突破对其他五个概念的阐释。“全过程人民民主”概念的提出是民主概念的重大理论突破,打破了西方国家对民主概念阐释的垄断。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实现对和平、发展、公平、正义、自由其他五个概念的理论突破,提供能够被普遍接受的中国式阐释,彻底打破西方对于这些共同价值理念阐释的垄断。同时,也要在理论上进一步增强中国阐释的包容性,融通中国阐释与既有的阐释,使其成为更具普遍性的概念。此外,对民主概念的阐释也需要进一步发展。例如,“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观的提出,破解了治理赤字,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共商是决策民主,共建是责任民主,共享是分配民主,中国的全球治理观是在决策、责任、分配的整个过程中贯彻了全过程民主。二是要进一步解决好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之间的关系问题。近代以来,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被割裂。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重回世界体系”“中国全面向西方学习”等话语一度盛行,实际上是把中国的发展放在西方现代化的逻辑中予以认识和阐述。我们需要在坚持文化自信的基础上,进一步重新阐释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关系,厘清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当代贡献,以及中华文明对良好世界秩序构建的价值和意义。 

  习近平外交思想是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道路上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波澜壮阔的伟大实践中产生和发展的。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为新时代的中国外交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舞台,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考验。这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探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丰厚资源,也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新问题和新任务,需要我们在不断的理论研究创新中继续探索。理论体系中的核心概念凝聚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精髓和原创性理论贡献,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开拓了我们党对于当今世界的认识,对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对于在新时代办外交的认识,是我们进行理论创新、学习宣传、对话传播的关键抓手。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已经处于新的历史方位上,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同外部世界的关系上,需要我们继续深化对习近平外交思想核心概念的学习研究,紧紧围绕国际格局的新变化、人类社会的新挑战、中国外交的新课题,在不断研究新问题、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开创理论的新境界,为探索社会主义大国进行全球治理的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作出新的贡献。        

参考文献:   

  [1]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 努力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N].人民日报,2018-06-24(1). 

  [2]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8-25(2). 

  [3]习近平.携手迎接挑战,合作开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22-04-22(2). 

  [4]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 

  [5]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6]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视频通话[N].人民日报,2022-03-19(1). 

  [7]杨洁篪.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 进一步开拓对外工作新局面[N].人民日报,2022-05-16(6). 

  [8]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9]习近平.把握时代潮流 缔造光明未来——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N].人民日报,2022-06-22(2). 

  [10]王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 奋进新时代中国外交壮阔征程[J].求是,2021,(22). 

  [11]习近平.坚定信心 勇毅前行 共创后疫情时代美好世界——在2022年世界经济论坛视频会议的演讲[N].人民日报,2022-01-18(2). 

  [12]习近平在第三次“一带一路”建设座谈会上强调:以高标准可持续惠民生为目标 继续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1-11-20(1). 

  [13]张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外交逻辑[J].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5). 

作者简介:张骥,中国欧洲学会理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助理、教授,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院长。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