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新中国与主要西方国家的建交历程，既跌宕起伏又回味无穷，每一次建交都散发着独特且迷人的历史魅力。“承认早建交晚”是中英建交的一个显著特点。在中英1971-1972年最后一次谈判并最终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前，双方通过1950年、1954年两次建交谈判互派代办，又体现了“先代办再大使、前伦敦后巴黎”的特点。 

　　回首中英建交谈判中的这些经典片段，深深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实事求是和勇于创新：坚持原则问题不妥协，但追求国家利益实现外交目标的方式方法依时依事而变。因为实事求是，使得我党能够在不同时期不同事务上做到洞若观火；因为洞若观火，使得我党在不同时期不同事务上始终能解放思想，不断向前迈进。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历经百年辉煌洗礼的我党面临新的挑战。如何应对这些挑战？百年历史或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一、“貌合神离”疑无路：1950年中英首次建交谈判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刚过去不久的“紫石英号”事件并未影响英国成为第一个宣布承认新生政权的西方国家。出于保护自身在华巨额经济利益和香港殖民利益的需要，英国迫切想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新生的人民共和国也想在与主要西方国家的关系上取得突破，以冲破西方的联合封锁，扩大新中国发展的国际空间。中国给予了英国在华代表的外交官身份，并同意举行双方建交谈判。 

　　经过近两个月的相互试探，首轮建交谈判于1950年3月在新中国的首都北京拉开帷幕，中国派出了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辅以时任外交部欧非司司长宦乡，英国的谈判代表是在京的职务已由英驻华使馆公使变更为临时代办的胡阶森。当时中国方面从外交部到中央的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等都认为双方建交谈判能成，甚至内定了派往英国的大使人选。只有毛泽东认为英国远没有做好为中英建交承担相应责任和义务的准备。谈判果然从一开始就不太顺利。 

　　中英建交谈判的核心问题是是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甫一谈判，中国就发现，英国所谓的承认主要是指双边承认，在国际上是否承认新中国另说，或者说如何选择并不取决于英国自己的意志，这种选择权的很大一部分掌握在美国手里；双边承认主要是经济上的承认。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英国的算盘是，通过建交，英国要保护它在中国的经济利益和香港的殖民利益，这与中国谋求获得英国在国际社会从政治上承认新中国的目标完全是两回事。 

　　在英国宣布承认新中国一周后的1月13日，当联合国安理会就是否驱逐国民党代表一事进行表决时，英国代表投了弃权票。5月9日，英国政府又以枢密院令扣留了滞留在香港启德机场的71架飞机。双方谈不拢是显然的。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随着武装冲突的不断升级，东西方两大阵营的界限重新变得清晰起来，中英之间失去了相互沟通的可能性，第一次建交谈判的大门关闭了。 

　　当然，这一期间中英之间也有一些积极的插曲。例如，英国因在北京有外交身份的人员而成为中美交涉的传话人；英国因与中国进行建交谈判客观上成为了中国与荷兰接触的“带路人”。甚至，英国还在1953年支持中国为打破朝鲜战争停战谈判僵局而提出的交换战俘新方案，从而促成美国同意以这一方案为基础恢复停战谈判。 

　　二、“以退为进”又一村：1954年日内瓦建交谈判 

　　以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为主题的日内瓦会议成为了中英第二次建交谈判的舞台，既在意料之外，又属情理之中。对于这次建交谈判，双方实际都是有备而来。谈判的主角分别是时任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和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辅以中国外交部欧非司司长宦乡和英国外交部驻京代表杜维廉。时任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为促成中英之间的这次建交谈判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 

　　虽然有美国的干扰，双方在1954年4—6月间还是进行了多轮正式和非正式谈判。经过1950年双方第一次谈判的摸底，以及近年来国际形势的发展，特别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迫使美于1953年签署朝鲜半岛停战协定，双方对对方的期待都更加务实。一方面，中国意识到英国在很多事务上难以摆脱美国的钳制，有些事情一时还解决不了；另一方面，英国自身的独立性较几年前明显增强，在对华关系上已经不必再唯美国马首是瞻了。因此，双方很快就明确此次谈判的核心问题是应以何种方式派驻代表。 

　　中英建交谈判一时成为热门话题，日内瓦媒体上流传着各种版本的有趣的建交谈判情节。例如，艾登是“去花山别墅（周恩来下榻处）最勤的人”；莫洛托夫告诉艾登，我这儿“什么水果都有，就是没有菠萝”“但中国有”，周恩来随即邀请艾登到北京吃菠萝；艾登向周恩来表示，“英国和美国除了语言共同以外，别无共同之处”，并抱怨“我们有一个人在北京，而你们却没有人在伦敦”，周恩来随即表示带来了宦乡。 

　　1954年6月17日，双方以各自方式宣布了谈判达成的公报内容，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与联合王国政府协议：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代办驻在伦敦，其地位和任务与英国驻北京代办的地位和任务相同。”在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之前先建立代办级关系，是中国对外建交史上的创举。在尚未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情形下，互相承认对方外交人员的代办身份和地位，为中英双边关系掀开了新的一页，也为中国与西方关系的突破埋下了伏笔。中国代表团从日内瓦满载而归，新中国外交的一个新时代开始了。 

　　受苏联外长为中英牵线搭桥的启发，受益满满的艾登有意在周恩来和时任美国外长杜勒斯之间扮演同样的角色，因此意外成为了中美开启会谈的促成人。虽然英国作为中间人的中美第一次会谈只有15分钟，但后来先后升格为领事级会谈和大使级会谈，一谈15年。同样，一直密切关注中英建交谈判的荷兰看到双方互派代办后，急不可耐地向英国人讨教了经验，在1954年10月下旬向中方提出了互换代办的正式请求，11月上旬就如愿以偿。中英建立关系的创新模式成为中荷关系的“模板”。 

　　三、长风破浪会有时：1954-1964年中国代办在伦敦 

　　中英互派代办后，择机实现对西方外交的突破仍然是中国的核心关切。为此，时任中国驻英代办宦乡，作为第一位常驻主要西方国家的新中国外交官，在伦敦展开了一系列调研，扮演 “欧洲前哨”、苏伊士运河战争“情报员”、中法建交“破题人”等多个角色，为中国实现对西方外交突破发挥了重要作用。 

　　战后欧洲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起于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欧洲一体化，经由欧洲经济共同体不断推进。英国先以欧洲经济合作组织后以“欧洲自由贸易区”等，试图扼杀、阻止、延缓这一进程，但均告失败。驻英代办敏锐注意到这一变局，判断“战后经济恢复期的结束，改变了西欧主要国家之间以及它们与美国之间矛盾的焦点，对世界市场的争夺正在取代它们战前对殖民地的争夺” 。“以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成立为标志，战后的西欧已经跨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个基础还极其脆弱的组织的出现，预示着欧洲的联合与独立已经成为历史的必然趋势。”“中国应该加强与欧洲经济共同体及西欧各国的联系，积极支持西欧的联合。”这一判断迄今仍是中国对欧政策的基础。 

　　1956年7月，时任埃及总统纳赛尔将苏伊士运河经营权国有化，引发英法不满，经多方努力埃及未予退让。尽管英法严密封锁消息，甚至骗过了美国情报机构，但驻英代办通过分析媒体报道，作出 “英法（对埃及）的进犯已经无可避免”的判断，并指出英法可能的作战计划：先摧毁机场和飞机，再派部队从塞得港和亚历山大港登陆。在没有其他可靠情报予以佐证的情形下，周恩来还是第一时间将这一信息告知了纳赛尔。结果是，由于埃及的提前准备，英法此后针对苏伊士运河的军事行动很快以失败告终。纳赛尔在英法联军撤出埃及的当天致信周恩来总理，对中国人民的支持给予高度评价和由衷感谢。 

　　1959年1月戴高乐就任法国总统，当时他既不亲美又厌恶共产主义，因此既不受东方阵营的欢迎，也不受西方阵营的欢迎。但驻英代办进行认真调查缜密分析后认为，戴高乐的作为“将会改变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中国要做的不是跟着苏联人一起指责戴高乐，而是要抓住当下的时机，尽快与戴高乐领导下的法国建立外交关系”，实现对西方外交的重大突破。毛泽东和中央对此非常重视，中法建交问题开始进入历史进程。虽然由于阿尔及利亚问题延缓了这一进程，但在1962年2月阿尔及利亚战争结束后不久，中法即开始讨论两国关系。接着便出现了西方舆论所称的“外交核爆炸”——1964年1月27日，法国成为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 

　　在此期间的1962年，中国首任驻英代办宦乡回国，由熊向晖接任。中法建交后，中国对西方外交的活动中心从伦敦移至巴黎。中国随即在巴黎导演了中国外交史上“直挂云帆济沧海”的建交高潮。至1971年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前，有十几个国家都是在巴黎同中国进行谈判建交。新中国全面登上国际舞台的大戏即将启幕。 

（主要参考资料：朱霖：《大使夫人回忆录：匈牙利、印尼、法国、美国》，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宦国英、宦国瑞等：《宦乡往事：回忆父亲的人生四季》，当代中国出版社2020年版。）

　　作者简介：刘衡，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欧洲学会和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共百年与欧洲”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已获得作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