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回顾法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各自创建和发展的历程，证明了共产主义道路不是教条地照搬马克思主义，而是要摆脱“外来的或与现实社会运动相脱节的理想模式的束缚”，与具体国情相结合，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探索适合各自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不断锐意改革并取得瞩目成就的原因。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改写了世界格局，新冠肺炎疫情凸显了中国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重要作用。在多重危机交织的时代，法国和欧洲应排除杂音，加强对中国的进一步理解与沟通。

［关键词］不确定的世界；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法国共产党

　　100年前，中国共产党和法国共产党相继创立，这表明百年前是一个历史性时刻，开启了工人运动的新时代。

　　为了适应革命斗争新环境，一些积极分子致力探寻新问题的解决方法，并决定创建新组织。在1920年12月召开的法国社会党代表大会上，社会党的左翼决定脱离第二国际，加入共产国际，法国共产党由此诞生。该决定首先是与社会党的决裂，因为他们未能阻止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某些领导人甚至屈服于机会主义与民族沙文主义。同时，布尔什维克党在俄国的胜利开启了建立新制度、抵抗帝国主义的先河，回应了人类摆脱资本主义剥削、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社会的希望。在中国，少数积极分子在上海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人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表明，它有着不平凡的历史。就法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而言，俄国革命都是触发因素。然而，仔细观察便会发现，中法两国国情以及历史和文化遗产的独特性在两党的决策进程和运动方向选择中发挥着重要的决定作用。法国共产党是法国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的延续力量，即使法共的成立代表着与社会党的割裂。20世纪初，法国共产党人还在俄国革命中看到了其先驱者在1871年巴黎公社期间所尝试取得的成功。他们想成为1789年法国大革命的继承者。

　　提到20世纪中国革命运动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首先想到的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同时，又不得不提及20世纪20年代初在法勤工俭学的中国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中所发挥的作用。我想到了周恩来、邓小平和陈毅。“勤工俭学”计划的目的就在于让这些“五四”青年有机会到被陈独秀称为“西方现代文明发源地”的国家去学习。在最初的幻想破灭之后，他们发现了资本主义的残酷真相——“冰冷的自私算计”，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他们与毛泽东的朋友和同学蔡和森聚会。1920年8月，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说，应该成立一个苏维埃式的共产党。我们知道，1922年6月，18名旅欧中国青年在巴黎聚会，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

　　对当时的环境以及政治和历史背景的回忆，凸显了那些自称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具有马克思主义分析和实践能力的力量将革命雄心转化为战略行动时所处的环境。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说，是人创造了历史，环境造就了人，那么具体到社会主义的实现条件，这句话应该怎样理解？因为每个国家的情况都不同，无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还是法国这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大国的“法式社会主义道路”。

　　从长远来看，坚持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学说与政治建设本身就是一场运动，对于共产党人和宣称借鉴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宣言》（包括宣言本身和各国及国际社会对宣言的各种解读）的各派政治力量看来，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宣言》中的种种观念都在变化，有些观念受到批判，有些观念被彻底改变。提到马克思主义，不再仅仅是赞同“迄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或是对《资本论》进行唯物主义分析——即非教条主义或非唯心主义的分析。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提出了共产主义的政治特征。在对作为政治阶级的资产阶级权力的质疑中，逐步对资本统治权的质疑具体化。《共产党宣言》把“使无产阶级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作为共产党人的目标。对解放运动所进行的唯心主义的、或与社会现实相脱节的含糊其辞的解读，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耗费毕生精力组织的政治斗争面前被消解。当时不乏阐述政治斗争需适应社会关系现实、政治和制度环境的文章。《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影响更加广泛的文章对革命运动和法国形势的关注，《法兰西内战》对巴黎公社的历史价值及其缺陷的评论等，都是证明。由此可见，介入政治领域的各种力量，其形式和活动轨迹与其所处时代的社会关系、背景密不可分，由人们的意识状态、历史经验、文化遗产和特定制度框架所决定。对法国而言，即共和国、普选制、左右分野和政治多元。

　　苏联的革命经验对各国共产党的建立具有决定性意义。不过在具体国情面前，法国共产党人在认同苏联经验的同时，很快根据实际情况作出调整。20世纪30年代，他们主动和此前已决裂的其他左翼力量组建人民阵线，共同应对法西斯主义的危险。法国共产党因此承担起了建设《国际歌》和《马赛曲》联盟、红旗和蓝白旗联盟、革命和共和联盟的责任，并向基督徒“伸出了手”。共产党人贯彻这种扎根民众、立足国情的战略，从而在20世纪60年代形成对右翼政府的替代。正是采取团结战略，围绕1972年签署的《共同执政纲领》形成左翼联盟，左翼才在紧张和矛盾的情况下取得1980年总统选举的胜利。这一政治战略与1976年法共第22次代表大会所阐述的“通往社会主义的民主道路，法国的社会主义”战略相关。我们在法共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Maurice Thorez）于1946年11月接受《泰晤士报》的采访中找到了基础——他谈到“法国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这说明人们正摆脱外来的或与现实社会运动相脱节的理想模式的束缚，寻找另外的出路。

　　随着冷战爆发，东西方形成两大阵营，各种立场趋于“僵化”。从20世纪60年代起的数十年里，冷战逻辑逐步衰弱。80年代末，随着苏联的解体，苏联模式的诱惑丧失了全部基础，这就要求人们在战略层面进一步思考社会主义转型的方式和前提；此后随着新自由主义在新的国际形势下在全球范围内扩张，这种思考变得更加必要。我们首先面临如下矛盾：即与资本主义的这种霸权扩张相伴随的是，过去半个多世纪里承载着希望——建立一个摆脱资本主义统治的新世界——的力量遭到削弱。当时，大多数西方观察家不愿意看到，或者说低估了中国共产党在20世纪70年代末出台的改革政策带来的革命性影响。相反他们在欢呼“历史的终结”。

　　在这种情况下，20世纪90年代初，法国共产党人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以及20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出的联合战略的局限性进行了深刻分析，也提出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马克思对共产主义社会的定义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那么以此为目标的长期合作战略是什么？社会主义与市场是什么关系？国家的地位如何？什么是真正的民主？在政治层面努力的同时，人们对马克思进行了某种追本溯源的解读。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主义诞生时的论战为这一时刻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它呼唤新动力迎战新自由主义的破坏性进攻。马克思写于青年时代的话，“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得不承认他对未来应该怎样则没有正确的看法”，这似乎很矛盾，但并不是要否定制订目标、建立政治力量关系的必要性，也不是要否定以“解放”为最终目标。恰恰相反，他的意思是要将对未来的愿景扎根于当下的现实中，要从一切意外和不可预知的现实出发。他反对以教条主义的思维来预见明天的世界，反之他认为应该在批判旧世界的过程中发掘新世界。他反对制定虚无缥缈的远大计划，建议脚踏实地地面对现实，彻底批判现存的秩序。因此我们面临的挑战是制定转型战略，将共产主义概念变为具体现实，正如马克思所言，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按照马克思的看法，一个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应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这种理论进路使我们不再把模式作为解决问题的方法，它为我们分析复杂的现实问题提供了思考空间，同时有助于我们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来看待中国共产党的改革战略，特别是它存在于以资本主义为主导的世界。

　　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突然把问题摆在面前。这一次危机爆发在国际金融体系的核心——华尔街。危机在经济、环境和社会层面引发的严重后果动摇了人们对现行制度的信心。对金融统治和掠夺性资本主义的彻底批判日益强烈，要求彻底改变的呼声不仅在理论层面提了出来，而且由成千上万生活受到危机直接影响的普通民众提了出来。因此我们所面临的战略挑战就在于，能否将提出问题的民众联合起来。这种团结战略是对先前资本主义政策的拒绝——这些政策使不平等、失业、贫困、社会暴力等现象不断加剧，它是挑战统治阶级权力的力量。“实践”的共产主义成为斗争的决定性因素。给民众带来苦难和巨大牺牲、在政治上造就极右运动兴起的2008年危机远未结束，新冠肺炎疫情又突然发生并持续蔓延。疫情暴露并激化了先前的所有社会矛盾，即使最强大的国家也未能幸免。它暴露出公共卫生政策的缺陷，重新确认了国家干预和公务服务的不可替代性和合法性；它通过疫苗接种权将人民共同利益提高到新层面。

　　面对2008年金融危机，资本主义列强不得不承认只有和中国一起才能解决问题。这次危机震动全球并改写了世界格局；十余年后，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改写世界格局。这一次，在中国承担起确保全球平衡的主要角色面前出现了一对矛盾：一边是全球合作需求，一边是危险的冷战冒头，这两者之间的张力进一步加剧。

　　这种冷战思想，加上“中国威胁论”的助推，阻碍了我们理性地看待中国的现实、中国的复杂性、中国的矛盾以及解决矛盾的方法。这并不新鲜，要理解中国这一全新的现实，我们必须努力突破上述困难。中国的现实改变了原有模式和分析框架。谁也无法质疑中国发展道路的成功，其发展成就和发展速度令人震惊。进一步了解中国的发展趋势，我们就会发现，那些把中国看作“加快复制西方资本主义”的观点纯属无稽之谈。与此同时，中国现代化道路的原创性和政治实践前提也给我们提出了新问题，这些问题与社会主义、社会转型的前提、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动荡世界中如何超越资本主义等问题息息相关，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前所未有的。我们需要衡量在西方共产党人和社会主义积极分子看来十分复杂的中国经验，它包含着各种因素：对资本主义主导下的经济全球化的利用、影响和改变资本主义规则的能力、私营部门和跨国公司的重要性、共产党领导下的长期规划、对金融和战略部门的掌控、立足支柱部门和关键性的公共投资，等等。1964年戴高乐将军主导下法国与中国的建交开启了一个开放合作、硕果累累的时期，并产生了积极的国际影响。自此以后，中国的惊人发展、法国和欧洲面临的挑战以及全球挑战的相互渗透，要求我们克服政治层面的紧张关系，更好地相互理解。出于上述因素，以各种可能的形式推动双方进一步沟通与交流，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必要。

　　在这个全球变暖、生物多样性受损、不平等加剧、多边主义遭遇危机等多重挑战交织的时代，新冠肺炎疫情加深了人们对这个动荡不安、前途未卜的世界的认知。它同时提出了一个迫切需求，即建设一个合作的世界不再是乌托邦。

　　作者简介：丹尼尔·西雷拉（Daniel Cirera），法国加布里埃尔-佩里基金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译者简介：彭姝祎，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研究员。

　　文章来源：《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