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1月2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中心及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联合举办了“德国形势年终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外交学院、同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以及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等研究机构及高校的40余名专家学者通过线上与线下的形式参会并发言。会议围绕德国对华政策与中德关系、德国政治生态变化、德国新政府外交政策走向、德国经济形势与气候变化、数字政策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们将陆续向读者推送与会嘉宾的发言内容，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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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9年年底，德国外交部发布了一份气候外交政策报告，将气候变化作为德国外交政策的中心议题之一，强调“我们希望更多地利用气候变化作为外交政策的催化剂”。报告还指出：促使气候与安全相互关联成为德国外交政策的中心；气候外交政策的核心任务是，在外交政策上支持《巴黎气候协定》的实施，并在所有双边和多边接触中促进该协定的实施；预防性气候外交政策的核心之一是，在世界任何地方尽可能防止或至少限制气候变化带来的恶果，特别在早期阶段，识别由此产生的危机并避免暴力冲突。 

　　德国外交部的这份报告一方面展示了德国气候与能源外交的现状，同时也为其未来调整做了方向性的指引。一些德国智库也指出德国气候外交近几年的不足，例如，气候外交政策和能源外交政策分别有各自的路径依赖，并且很多时候被割裂开来。而事实上，德国温室气体排放的三分之二来自能源领域，气候外交政策和能源外交政策不能分割，必须融为一体。此外，德国气候外交缺乏整体的雄心，各个联邦部委缺少协调一致和连贯性的战略，涉及气候与能源外交的除了外交部还有环境部、经济部、经济合作与发展援助部以及教育与科研部等。德国的智库建议制定新的气候与能源外交战略，以改善气候和能源政策的“散装”情况，战略的制定应该基于优先地缘目标和气候保护内容的原则。 

　　在这份报告公布后不久，全球新冠疫情暴发，对国际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可以说，德国在大选之前已经迫切面临调整气候与能源外交政策的需求。 

　　大选后德国面临新形势、新格局和新政府。对于新政府的气候与能源外交走向的研判，要基于内外两方面因素的分析。 

　　一、影响德国气候与能源外交走向的内部因素 

　　第一，德国外交政策的整体调整。德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身份与地位发生了变化，作为现有国际秩序的领导者和捍卫者，想要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第二，德国在2021年5月份修订了气候保护法，提高了气候保护目标，计划2030年减排65%，2045年实现完全碳中和。这个目标要求在两个方向加速前进：扩大可再生能源建设；进行全行业电气化。这将对德国的对外气候和能源外交政策产生重要影响。第三，德国从黑红大联合政府更迭到“交通灯”三党联合执政。“交通灯”组合里绿党的竞选胜利一方面反映了德国民众非常重视气候和能源议题，另一方面预示绿党执政后决心一展其气候保护的雄心。目前基本确定的是外交部长、经济与气候超级部长将由绿党派出。这将对气候和能源外交政策产生较为明显的影响。第四，后疫情时期的经济复苏依赖绿色复苏。结合整个欧盟的绿色新政及其绿色复苏计划，德国调整气候与能源政策的需求较为迫切。 

　　二、影响德国气候与能源外交走向的外部因素 

　　关于外部因素，前面已经提到了更宏观的框架，涉及疫情以及疫情前的国际格局。第一，欧盟层面制定了激进的气候保护政策。欧盟想通过绿色新政，将气候政策在工业、交通和农业等领域进一步扩展并具体化，同时追求更多的“战略自主”。德国只有与欧盟还有欧盟伙伴一起才能够达到一定的规模并获得发展外交政策更有力的杠杆。第二，全球进入碳中和博弈时期，气候保护政策、能源政策、技术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相互交织越来越紧密，能源地缘政治发生明显变化，从传统化石能源地缘格局转变为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地缘格局，包括新能源关键元素的控制权。后者包括稀土、锂矿、钴矿等，将成为大国新的争夺焦点。能源行业从依赖石油开发到由技术创新驱动，表明对未来颠覆性的能源技术争夺会日益激烈。全球能源大国以颠覆性的技术为目标开启新一轮的地缘政治竞争。在此背景下，德国的气候与能源的外交需要进行较大调整。 

　　三、德国气候与能源外交政策的走向 

　　第一，绿党的影响增强，主要表现为更加突出价值观和道德感，展现德国的示范力量和督促力量，推动国际层面实施《巴黎气候协定》和“碳中和”目标。作为比较重要的软实力战略的组成部分，能源转型伙伴关系将得以延续，价值观内容将凸显；德国将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强化跨大西洋气候联盟。 

　　第二，德国的主导目标是成为引领性气候保护国（führende Klimanation），前提是要确保德国工业大国的地位。尽管绿党的价值观外交将在能源与外交政策中更多地体现出来，但是利益考量比重更大。虽然要争当引领性气候保护国，但德国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保住工业大国地位，在国际秩序中增强领导力，在碳中和的大趋势下参与制定全球贸易、能源政策的规则和标准。 

　　第三，德国制定的新外交和气候外交战略指导方针的重点是技术领先、标准制定、监管空间和市场规模。德国将扩大目前的外交工具箱，包括新总理朔尔茨提出的气候俱乐部；绿党提出的从能源转型伙伴关系中扩展出“《巴黎协定》伙伴关系”，以实现《巴黎协定》中的气候目标。 

　　第四，进一步加强气候议题的安全维度，推进国际层面气候议题的安全化，增加地缘政治因素的考量。印度、乌克兰、摩洛哥、埃塞俄比亚等国家都是德国调整气候与能源外交的对象。绿氢外交已经开始布局并将继续扩大。作为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电网联通方面产生影响的回应以及电气化在碳中和方面的重要作用，电网的地缘政治意义将进一步增强。 

　　第五，更多地从安全、经济利益及战略角度来推进气候与发展援助政策的结合，例如对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和东南亚进行大量投资等。 

　　第六，德国在后疫情时期面临巨大的经济复苏压力，加上经济高度依赖出口，因此更加注重在全球气候保护标准和规则的制定中考虑其出口利益。需要关注的是，德国新政府在推进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arbon Border Adjustment Mechanism, CBAM）上以及在欧美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中可能扮演的角色。 

　　德国气候与能源外交的调整和走向对中德关系可能产生怎样的影响？在当前中欧关系面临挑战的时期，气候保护和能源合作是推进中欧和中德关系的抓手之一，合作空间较大。2021年11月9日，中欧共同牵头完成的《可持续金融共同分类目录》就是一个积极的例子。一方面，气候保护和能源合作一直以来的政治化程度相对较低；另一方面，我们也要警惕德国和欧洲越来越将气候和能源议题与地缘政治挂钩的趋势。在这两个领域，中德两国在国际供应链中的竞争会越来越激烈。伴随着在标准、技术、经贸和资金领域的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我们要警惕德国以气候保护为借口，对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施压，与其共同价值观伙伴一道在全球设置关税和技术壁垒。 

　　作者简介：朱苗苗，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副教授 

　　文章来源：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德合作中心及中国欧洲学会德国研究分会联合举办的“德国形势年终研讨会”上的发言整理而成，已获得作者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