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如果从国家政治的意识形态角度来看，在传统的左翼政治中，占据霸权地位的毫无疑问是民主社会主义。现在的问题是，究竟社会民主党是作为一种传统的主流政党在失去意义，甚至是在退出历史舞台，被新的力量所取代，还是像过去历史上曾经看到的社会民主党一样，往往能经历挫折后又重新站起来。从目前的状况来看，我个人的看法比较悲观。我不认为社会民主党还像20世纪那样具有历史性的机会。这涉及很多问题，就不一一展开，仅陈述最基本的观点。 

　　首先是怎么看待社会民主党的困境。从社会民主党的表现来看，没有一个绝对的词能表达何为“社会民主党的困境”，但可区分三种情形：第一种是北欧。北欧国家传统的社会民主党拥有霸权地位，在很多国家不具有被其他力量取代的意义。如今，从选举结果来看，北欧一些国家社会民主党虽然依然保持第一大党地位，但曾经的霸权地位毫无疑问已经失去了，包括传统的最强大的瑞典社会民主党。第二种是欧洲大陆地区以德国社会民主党为代表的社会民主党。德国社会民主党是社会民主主义的标杆。该党从1863年到今天为止，历史最长，从思想和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也最具有代表意义。这个标杆今天面临有可能退出主流政党的危险，目前正处在边缘的位置。法国的社会党，虽然不能肯定说已经完全失败了，但至少从目前来看，很难去设想它能够在近期内有机会重回传统的历史地位。第三种是南欧地区。希腊的泛希腊社会主义运动党作为曾经的该国第一大党，从2012年至今基本上退出了主流政党。那么在西班牙、意大利，可以看到新的机会吗？社会民主党的困境究竟指的是什么？第一是其在意识形态图谱中的左翼霸权地位已经失去了；第二是指作为一种政治的控制力量在传统的左翼政治中的主导地位失去了；第三是从政治治理的角度来看，社会民主党在曾经的左翼政治中拥有霸权地位是因为它提供了一种可行的政治议程，包括其在战后所提供的经济和社会治理方案，它们曾经是战后的一种政治共识。但如今，大家不再认为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主义是必然的治理选择。分析这些变化背后的问题，有些不仅仅是社会民主党自身的问题，而是整个欧洲传统的主流政党都面临的问题，例如德国和法国的传统的主流政党都面临新世纪的冲击。据此而言，很多欧洲社会民主党的问题和主流政党是一致的，比如大家对政党认同的下降、选民的流失等等，对主流价值体系或意识形态的怀疑，这些都不仅仅只是社会民主党自身的问题。那么我们就需要去区分哪些是属于传统的或者一般意义上的主流政党共同遇到的问题，哪些是社会民主党自身作为一种特殊的价值体系和政治存在而面临的问题。一般而言，主流价值体系的被怀疑，社会的流动性导致政党忠诚的下降，传统的政党组织的稳定性、组织功能的弱化以及个人和领袖在政党种的作用日益突出等，还有非传统性事务等，这些是所有主流政党而不仅仅是社会民主党所面临的问题。哪些是社会民主党作为特殊的政党所面临的特殊挑战？第一，从社会意识形态来讲，最大的挑战就是进入新世纪以后，这个社会变得日趋保守。与20世纪相比，人们的观念意识发生了巨大改变。总体而言，20世纪是进步主义的世纪，这主要指人们愿意认同社会的变化，而且愿意接受用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去促进这种变化，这在20世纪是占主导的观念。但是今天大家不再认同这一点，这对社会民主党具有特别的意义。所以其作为进步主义的价值体系，受到强大的挑战。 

　　其次，作为一种政治组织，社会民主党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完备的组织体系，对社会的覆盖网络依托于强大的工人阶级队伍，囊括了中间阶层，这曾经是社会民主党长期赢得选举政治的一个重大优势。这样一种组织体系到今天不再是优势，甚至可能变成劣势。这个问题很大程度上是与20世纪50、60年代后的社会民主党变化趋势有关。在现代社会结构变化的背景下，从选举政治的角度来看，社会民主党要想赢得并保持政治领导地位就必须要走中间道路，但走中间道路必定要弱化传统的主流意识形态。两者的矛盾在过去还可以并存，但在今天，当这些多元的群体越来越难以在一个严密的组织体系下共存时，而且人们有了其他的选择包括民粹主义的时候，对社会民主党的组织和政治不再认同。 

　　再次，从政治上看，在凯恩斯主义不再被人们认为是解决社会政治经济问题必要的手段或者可信的手段的时候，社会民主党失去了一个传统政治中最重要的工具，作为治理国家的力量，缺少一种最根本的手段。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无论人们怎么指责保守主义或者其他右翼力量，但新自由主义作为经济手段是存在的，也是在相当程度上是被认可的。相反，在技术变化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重大变化以及全球化导致劳动关系变化的背景下，社会民主党在寻求运用国家和集体手段时，显然缺少了促进社会团结的政治手段，这是它面临最大的挑战。 

　　未来在哪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出路？最重要的是从思想上来讲，它能不能重构一个新的社会民主主义体系、一个适应全球化时代的进步的社会民主主义的体系，这是关键。它也是20世纪90年代吉登斯提出“第三条道路”的一个基本设想，尽管其政治实践明显失败了。但这样一种探索方向是对的。从组织的结构来看，回到传统的左翼，不是解决问题的答案，从全局政治的角度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寻求新的联盟。这个联盟在哪儿？从政治手段而言，是否拥有一种欧洲一体化条件下运用集体主义或者促进社会团结的政治手段？ 

　　林德山，中国欧洲学会理事，中国政法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欧洲学会2021年年会”上的发言，经本人删改而成，不代表中国欧洲学会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