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对华政策这两年有一些重大调整，其中美国因素起了很大作用，尤其是拜登上台后高调宣称“美国回来了”，让欧洲那些亲美派“欢欣鼓舞”。当然，也不应忽视欧洲内部已经发生的一些情况，恐怕仅用“民粹主义崛起”一词难以概括，还需要细分。欧洲内部政治出现的变化，正在或者是即将对中欧关系产生很大的影响。

首先，疫情下经济复苏乏力导致社会分裂加剧。目前整个世界都处于疫情后的复苏阶段，但实际上复苏的步伐并不均匀，出现了分化的迹象。欧洲也同样面临巨大的压力，虽然2021年7月欧盟刚刚启动了12个成员国的复苏计划，但实施还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见效。尽管2021年各成员国GDP增长非常快，但是还没有恢复到2019年底之前的水平。新一波疫情导致复苏出现不确定性，供需的不平衡和产业链的中断已造成全球通胀的攀升。美国通胀已超过5%，欧洲为2%，已经到了需要调控的时候，而未来财政和货币政策可能出现的紧缩会对复苏产生很大影响。正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G20会议上所言，疫情下先前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变得更加严重，不仅导致宏观经济政策失稳，还会加剧两极分化，引发社会动荡。事实上，欧洲内部的贫富分化正因疫情在加剧。根据法国《挑战》杂志公布的法国富豪榜，前500个富豪财富从2020年6月到2021年6月期间就增长了30%，最明显的就是路易威登集团的阿尔诺，个人财富高达1570亿欧元，一年内增长57%。

其次，贫富分化导致的社会分裂必然带来政治的不稳定。现在民众对政治越来越淡漠，对政府很不信任，不仅是因为疫情防控不利。例如法国2021年6月份的大区选举，有2/3的人弃选。虽然有大区本身职能设定的问题，但反映出的问题不容忽视。诚如欧洲媒体所言，一个社会可以从很短的时间内从一个极端摆向另外一个极端。类似的问题也在德国出现，德国还有一个多月就要进行大选，七成的德国人认为现在的身份政治是大问题，无论是中、左、右派，各党都要面临是不是要像美国一样搞身份政治的问题。老一代人会觉得这难以接受，但年轻一代人却认为很正常，表明不同年龄群体也在分化。同时，新媒体带来的去中心化影响越来越大，正在成为另一种催化剂。传统政党面临合法性的逐渐丧失，传统的迪维尔热定律，即多数选举制会逐渐导致两党制，也正趋于失效。目前欧洲最突出的现象之一就是政治光谱的多元化。德国大选后，几乎可以肯定会出现一个更大的联合政府，其中绿党很有可能入阁，其成员也有可能出任总理。当然这种政治碎片化的过程是渐进的，早在2017年，法国总统大选就已是如此。当时马克龙面临的局面就是几个党派势均力敌，不分上下，反倒给了他作为新人难得的机会。到2022年的法国总统大选，可以预见马克龙会面临同样的问题，而且要比2017年时更为严峻。

再次，政治分化会加剧内倾性和外交利己主义。面对中美之间的竞争，欧洲人确实很矛盾，一方面要自保，作为西方整体利益的一部分，想要设法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但另一方面又担心过于冒进，为美国所利用。除了外部战略环境的考虑，还有内部政治氛围的问题。面对这样一个政治日益分化的社会，执政者需要打“价值观”牌来强化选民基础，甚至不惜制造某种意识形态危机来证明自身的合法性。因此，欧洲所言的制度性竞争对手，真假都有，并非只是炒作。欧洲这样一种矛盾的心理，越来越成为其对华的主流，毕竟其对中国的担心是真实存在的。未来绿党包括自由党团在欧洲的声音很可能会更响亮，使得中欧尤其是中德的务实合作受到较大影响。虽说经济决定政治，但政治某种程度上也会决定经济。如果2022年马克龙在选举中取胜，中国还有可以对话的对象，未来中国跟欧洲对话的主导者会从默克尔转向马克龙。中国在重视中德务实合作的同时，也要更多关注中法的政治合作。

总而言之， 欧洲内部政治变化可能会使中欧关系变得更复杂，挑战更多，合作与斗争并存。但无论如何，中欧关系没有中美关系那么复杂，中国与欧洲的合作更容易达成。中欧关系既是双边也是多边，与中美关系和欧美关系相关，欧洲未来会向中国打美国牌，但也会向美国打中国牌。关键在于中国需要有更高的格局站位，提高斗争和合作艺术，即便欧洲对华会越来越利己主义，但中国应有大国包容的胸怀，坚持理性看待中欧关系，才会使双方关系良性发展。

王朔，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欧洲学会2021年年会”上的发言，经本人删改而成，不代表中国欧洲学会的观点。）